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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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电子书 第1张

本书作者:傅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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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这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心目中的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事务长达半世纪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在哈佛大学做了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教授,我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不仅是教育哈佛学生,也应当致力于教育普通的西方民众,因为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我们所得到的支持也来自大学以外的广大公众。

2000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因此我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了解他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协调各种不同的力量去达成那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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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到1982年,陈云的紧缩政策已取得了成功,但有意思的是,这反而使邓小平更有理由推行陈云所不赞成的“中国经济超增长”政策。1980年中国的预算赤字高达财政收入的11.7%,到1982年已降至2.6%。外汇储备在1980年仅有40亿美元,到1982年已升至140亿美元。此外,1982年的粮食产量为3.54亿吨,比上年增长了9%。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则达到7.7%,几乎是4%这一预定数字的两倍。[16-1]

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率上的分歧:1981–1983

到1981年,邓小平对陈云放缓增长率的经济调整政策逐渐失去了耐心。他开始谈论到2000年工农业产值要实现翻两番。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如果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2000年翻两番,需要多快的增长速度。早已对此做过计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7.2%。[16-2]但是由于陈云、姚依林和掌控着各计划部门的谨慎干部限制着基建投资的规模,1981年的经济增长只有5.2%。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后,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么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后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1980年底,在讨论下一年的年度计划时,陈云的支持者姚依林说,尽管可以力争达到5%,但1981年可能实现的最高增长率是4%——而从长远看可能达到的最快增长速度是年均6%。胡耀邦则尽力维护邓小平的目标,于是他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关于到2000年翻两番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16-3]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六五”计划(1981年–1985年)和1982年的年度计划时,有关增长速度的分歧如此严重,乃至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16-4]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16-5]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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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构思改革

陈云在1980年同意赵紫阳应当有个班子研究新时期的经济问题,他承认此时已不同于他建立计划体制的时期了(对赵紫阳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赵紫阳刚来到北京时赞成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陈云因而也支持赵紫阳让企业经理有更多自主权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陈云也很欣赏赵紫阳“讲北京话”的努力,欣赏他愿意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地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转而关注全国经济大局。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他的智囊团一起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当赵紫阳和他的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两三年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开始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及其智囊团,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当时尚无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动荡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可持续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当世界银行官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时,最重要的会谈都是与赵紫阳进行的。赵紫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外国人对他的学识、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观念的能力以及分析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年访问北京时,与赵紫阳的会面原本预期为半小时,但这次只有赵紫阳、佛利民和译员在场的会谈却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佛利民在谈到赵紫阳时说:“他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行都很有洞见。”佛利民把这次会见描述为“令人着迷”。[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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