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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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莫妮卡·普拉萨德 (Monica Prasad) (作者), 余晖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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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 璃人泪@2011
上世纪50年代,西欧诸国对美国的崛起感到惊恐,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的GDP翻了一百倍,谁可复制呢?所幸诸国虽热衷于探究美式增长的原因,却并未效仿它。因为巨大的财富不能跟想象中的奢侈和享受划等号,富裕掺杂了挣扎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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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历史学家莫妮卡·普拉萨德创作了《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一书,关注的正是富裕鲜为人知的一面:与之相对,美式贫困毫无夸大,它不完全是贫困者自己的问题。倘说制度是刺激经济的强心针,那么贫困就是它的副作用。

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普拉萨德首先纠正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即自由放任的美国并非没有政府干预,在许多方面,美国政府干预的程度更甚于欧洲诸国。最见成效的例子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貌似很有先见之明地阻止了沙利度胺流入市场,他国皆以为沙利度胺是安全的镇定剂,多年后才发现,用它来止孕吐会造成严重畸形儿。美国的全身而退,其实是因它过于严苛的药物审查制度,可想而知,审查制度之低效也长期遭到诟病——虽可防微杜渐,却让时日无多的病患失去了尝试新药的选择。类似的政府干预还有很多,而且与贫富不均的表象相反,政策的出发点往往是站在农民的角度的。

基于此,普拉萨德模拟了一趟农民的旅行,借他们的眼去比较欧洲与美国的不同,尤其是他们关心的垄断势力、货币改革、税收以及商业管制。在这些方面,美国没有预想中的自由:“在打击大企业的同时向富人课以重税”、“以有损债权人利益的方式来帮助债务人”,这已然不讨富人喜欢,结果也没有真正惠及穷人。作者认为,“病因”是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它跟时下热门的“供给侧”路径恰恰相反。

从税收和信贷政策可见一斑。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不设国家消费税的,因其自1920年代起就遭到农民和劳工代表的抵制,消费税在本质上是累退性的,即越是贫穷的人为生活必需品支付的税收占比越大。他们要求的是累进税,这貌似是间接的财富再分配,直至累进税的支持者休伊·朗经历了1931年的棉花危机:那年明明是特大丰收,却面临生产过剩,棉花价格大跌,成为了农民的灾难。这一因果颇为吊诡。消费能力不足就以信贷来补缺口,然而实现信贷“平等获取”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弱势群体仍有阻碍。书中举了妇女的例子:已婚妇女需要丈夫的共同签名才能得到信贷,她们都被视为收入不稳定人群——罔顾事实究竟如何;相应的,离婚妇女会发现自己没有信贷记录,在最艰难的时期得不到周转,许多人因此真正陷入贫困。澄清妇女信用未必不如男性,这是女权团体长期活动的结果。

税收和信贷政策的另一面是让美国社会离福利国家越来越远了。究其原因,作者分析,是过高的累进税导致了“税收优惠”的政治主张,包括争取雇主提供的医疗福利,而非全国的医保制度——前者能够享受税收减免。其次,通过对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支出和信贷的建模,作者得出结论,后者与前者成反比。于是,在低福利的环境下,经济增长的数据不足以体现穷人的生活现实,就如GDP疯长的19世纪末期,一位农妇的肺腑之言:“与20年前相比,我们真实的财产规模是如此之低!”更甚者,不发达的福利国家,导向了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而这也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也许在美国社会,相比于贡献了漂亮数据的高消费群体,高贫困率可以被无视。但如此代价高昂的“过剩”,或也不值得羡慕。

累进所得税在美国的缘起
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业化苦恼于圆融的政治平衡术所造就的保护性关税。几十年来,加诸于制造品的关税既有助于税收的增加,也保护了东北部的新生工业(Mehrotra,2004:167;Hansen,1990;Skocpol,1992)。南部和中西部的政治默许是通过选择性地将关税扩展至少数关键农产品上而被收买来的(Sanders,1999;Seligman,1916),但这种政治上的贿赂在工业化进程中很难站得住脚,因为机械化导致农业生产率的增加,而南部和中西部的农民发现自己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他们还发现自己被制造品高额的保护性价格所伤害。因此生产模式的部门分工,导致西部和南部各州认为税收的负担应该转移给东北部那些富有的制造商(Bensel,2000)。

美国内战时期出现了一种临时性的所得税,但永久性所得税的动机则于19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中首次成形(Ratner,1942:164)。农民们把力量聚集在某些组织中,如庄园党(Grange Party)、绿币党(Greenback Party),以及南北联盟(Southern and Northern Alliances),而在1892年,平民党(Populist Party)在著名的奥马哈讲坛上正式呼吁要求建立所得税(Baak and Ray,1985:608-609)。平民党还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生产过剩理论,即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使得卖方无法买回与他所出售商品的价值相当的劳动力,因而导致供过于求的市场出现”(Pollack,1962:73),但对所得税,他们主要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辩护。在南方,这些农民由民主党人代表。但是在中西部各州,共和党的核心集团似乎是万能的,而且代表这些农业选民的共和党员们开始反对党的领导。[24]这些来自于农业地带的“共和党叛徒”首次开始从党的主体中分离出来,起因是银币的自由铸造(free silver)问题,最终勇敢到足以挑战党的领导权,并在关税和累进税方面与民主党站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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