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资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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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德】托马斯·拉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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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
这些分配性和参与性措施相对来说都比较传统,只是对世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现有政策做了部分调整。它们不是没有优点,但缺点也确实存在。也有人按照全民基本收入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替代措施。全民基本收入被其支持者亲切地称为“UBI”,这项提议获得了令人惊讶的高度支持——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中。超级天使投资人马克•安德森,一个最早被广泛使用的网络浏览器Mosaic的联合发明人,就对这个措施持支持态度。其他支持者还包括:另一位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家,纽约的艾伯特•威格;初创企业孵化经理人萨姆•奥尔特曼;PayPal的联合创始人,看似傲慢却可以与志趣相投的人打成一片的埃隆•马斯克——他也是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硅谷不是唯一一个对全民基本收入充满热情的地方,但确实是硅谷的数字和数据驱动创新催生了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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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措施虽然有无数变体,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每个人每个月都会获得一张固定数额的支票,它足以支付食物、衣服、基础教育、一个温暖的家所需要的费用,甚至可能支付某种形式的健康保险。在海量数据市场上失业的人,无须担心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怎么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民基本收入既具有分配性,又具有参与性。因为钱是纳税人交的(关于哪种税收最适合全民基本收入,人们正在做非常激烈的争论),再分配给每个人,所以它是分配性的。它也是参与性的,因为它的目标不仅是满足人们的一些基本需求,而且要让他们能够非全职地重新加入劳动大军。

自18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学家和进步政治家就一直在传播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当时托马斯·潘恩曾提议为50岁以上的人提供基本收入。20世纪中期,激进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一种所谓的负所得税,它具有全民基本收入的许多分配特征,但它管理起来更加复杂。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斯坦利·麦戈文曾公开提倡过全民基本收入。当时的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批驳了这一提议,麦戈文最终不得不撤回计划。但是尼克松随后提出了他自己的家庭援助计划。如果不是在参议院胎死腹中,这一计划几乎可以成为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全民基本收入。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对自由主义者[1]和自由意志论者[2]都有吸引力的想法。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在全民基本收入中看到了一项全面的福利计划——它给每个人提供了足够的资金,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让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解脱出来。全民基本收入与现有的基于需求的社会福利项目大为不同,现有项目需要人们去申请,而全民基本收入则可以不带有任何耻辱标签,因为每个成年人都将获得同样的金额。

数据资本时代另一方面,自由意志论者欢迎全民基本收入,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全民基本收入实现一石二鸟的目的。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消除运行一些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必要性,即那些确定个人需求和计算个人支出的政府机构。因为每个人的全民基本收入都是相同的,所以它不需要任何官僚机构进行单项评估。在许多提议中,全民基本收入将简单、直接地取代现有基于需求的福利项目。这将使人们有权力选择如何花费自己的月收入,而不是必须把钱花在指定的特定用途(如住房补贴)上。其次,每个人都能获得同样数额的收入,即使是非常富有的人也会因此受益(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钱),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收入再分配的议题,该议题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改革进步派倡导的社会政策核心。另外,如果只给予每个人刚够用的基本生活费,而不是更多,全民基本收入就不一定会消除人们的工作动力。

芬兰和荷兰正在进行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管理的有限试验,他们将获得一些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对人类动机影响的经验性数据。瑞士就全民基本收入举行了全民公投,但选民拒绝了一个非常慷慨的方案提议(每个瑞士公民每月可得到约2000美元)。从2016年开始,创业加速器Y Combinator公司甚至在美国发起了一个小型项目,旨在调查获得基本收入是否会对人们的工作动机产生影响。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曾尝试一种类型的全民基本收入,当时加拿大给位于曼尼托巴省的多芬(Dauphin)小镇里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月发放一定金额的支票。此举带来了教育水平的提高(尽管提高幅度不大),住院和少女怀孕的情况也有所减少。参加劳动大军的人数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为没有人因此辞去工作,专门靠政府发放的支票过日子。然而,关于那些已经失业正在找工作的人员情况,该试验并没有带来足够多的数据。

 

[1]自由主义者,英文liberals,即左派自由主义者。——译者注

[2]自由意志论者,英文libertarians,即右派自由主义者。——译者注

全民基本收入的困境

批评人士指出,许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提议都是事与愿违的:它取代了福利,从而取消了向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提供特殊支持的项目,这样从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到身体残疾的人都将受到影响。毕竟,一个轮椅,更不用说一年的化疗费用所带来的经济负担,都不是仅仅依靠全民基本收入就能解决的。通过取消基于需求的项目来换取全民基本收入,穷人,从本质上说将会补贴中产阶级和富人,因为那些需要补贴的人将会得到比现在更少的收入,而那些更富裕的人也将会得到每月的全民基本收入支票。

其实,全民基本收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找到必要的资金。举个例子,如果把美国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全民基本收入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2万美元上,整个美国就需要大约3兆美元,它相当于2016年美国联邦社会保障预算总额的2倍多,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将美国所有的社保资金都用来支付全民基本收入也不够。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不会说服全民基本收入的一些支持者,他们会提出进一步节省预算,比如减少官僚机构、提高整体社会福利、积极利用由此产生的经济刺激等办法,来证明在一个单独的政府项目上花费如此巨额的资金是合理的。但是,相对于全民基本收入很容易获得融资这一信念来说,现实的资金问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全民基本收入不一定是一个坏主意。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比起站队更重要的是理解全民基本收入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它的局限性。高科技创新者正在寻找创新方法,来应对由数据驱动的市场所带来的社会挑战和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甚至连硅谷都无法摆脱习惯性思维模式:如果你相信颠覆性创新,那么你对任何问题的反应可能都会以颠覆性创新为出发点。

但是,这个想法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创新。如果数据能让我们超越货币,那么为解决数据驱动市场所带来的问题而设计的社会创新,为什么还在强调货币?为什么我们在很明显需要对资金以外的需求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依然要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来引入一种简单的、固定的货币解决方案?毕竟,数据驱动市场的整体想法,就是要摆脱货币的束缚,以及由信息凝结成的单一价格,从而转向可以提供更优偏好匹配的人类合作方式。令人奇怪的是,将相关讨论简化为传统的单一货币层面的人,正是那些富人和综合数据的拥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全民基本收入与其说是退步,还不如说是逆潮流而动,是紧盯着过去,而不是向前看。当然,我们知道人们仍然需要金钱来支付食物和住房费用,但令人困惑的不是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为人们提供基本收入,而是它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提供。这似乎人为地限制了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做的事情的范围。

经济增长的果实被少数高管窃取

这三套政策措施(传统式、分配式、参与式),以及更激进的全民基本收入,都建立在某些经济假设的基础上:流入劳动力的收入份额会继续下降,而流入资本的份额却会增加,由此造成我们的经济中存在非常危险的不平衡。此外,这些政策都假定两者之间有直接的负相关:如果一个减少,另一个就会增加。否则,对资本(机器或财富)而不是劳动力进行征税,就没有意义了。而事实却证明,这些假设远没有人们之前想象的那么确定。

在劳动力份额与资本份额的负相关的关系中,经济学家对资本份额的预期更加关注。西北大学经济学家马修·荣利的研究表明,要是把房地产行业排除在外,大部分资本收入所增加的份额就会蒸发。另一位经济学家西姆哈·巴凯(Simcha Barkai)指出,传统资本份额的计算方法假定了固定的回报率,而实际上,多年来,利率一直在下降,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巴凯根据实际利率重新计算了资本份额后发现,自1997年以来,资本份额实际上是大幅缩减的——其数额大约是劳动力份额缩减数额的3倍。这一研究结果打破了人们普遍坚信的说法:数据摧毁了劳动力,却让资本肥得流油。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中可能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随着处理能力、存储容量和网络带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幅提升,数据处理的成本急剧下降。因此,数据处理需要的资金减少了,从而导致资本份额减少。技术成本降低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今天的资本更加充裕,而且由于利率更低,资本的成本要比以前低得多。同样,不是所有的数据处理都会替代人类工作岗位,数据处理也可以使现有工作的效率提高(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劳动力扩张”。),这样,劳动力从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就会比资本更多。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比资本份额的下降要慢一些。

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份额和资本份额都在下降(尽管二者速度不同),那么谁又是最大的赢家呢?余下的收入累积在哪里?巴凯的回答是,余下的收入迅速积累,形成利润的飞速增加。这里所说的利润,指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对产品和服务随意涨价所获得的利润。这将导致市场效率低下,竞争匮乏,而且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包括所有为退休而储蓄的人)被占了便宜。近几十年来,公司股价可能已经上涨,但是如果考虑利率降低这一因素,那么投资者获得的总体回报远远低于本应得到的回报。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工人还是投资者都没有得到公平的补偿,而且消费者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也付出了过高的费用。正如批评者多年来一直所争论的那样,是收入过高、中饱私囊的高管们让其他人遭受了损失。更糟糕的是,相关研究表明,随着利润的增长,创新活动和商业活力都在下降,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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