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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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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蒲立本 (作者), 丁俊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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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立本,加拿大著名汉学家。1946年前往伦敦大学攻读中国语言和历史,195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长期担任剑桥大学教授。

过去我们说起安史之乱,那故事都是这样的:安禄山是一个没什么背景的胡人,唐玄宗特别喜欢他,提拔他做了高官。唐玄宗执政后期,沉溺于享乐,不理朝政,使野心勃勃的安禄山有机可乘。最后安禄恩将仇报,发动了叛乱这个故事乍看上去没什么,但我们仔细想想,其实有不少问题。唐玄宗为什么要重用安禄山这个胡人呢?难道只是因为喜欢他吗?安禄山又为什么敢于造反呢?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叛乱,要么发生在王朝早期,立足未稳之际,要么发生在王朝晚期,国力衰落之时。安史之乱爆发的时间点却很奇怪,当时唐朝刚刚经历了开元盛世,照理说正处于国力强盛时期,安禄山哪来的胜算呢?而且,安史之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安禄山起兵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奉旨讨伐逆贼杨国忠”。杨国忠我们都知道,那是杨贵妃的哥哥。安禄山造反,跟杨国忠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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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本来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后来却成为守卫唐朝北部边疆的重要统帅。他究竟是怎样崛起的呢?这是因为唐朝的对外扩张,导致国家财政开始以效率为导向。这和安禄山的崛起又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就带你一起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外扩张导致行政系统追求效率,这一点听上去不难理解。打仗嘛,当然要讲效率。具体到唐朝,这一点又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是军事制度。唐朝前期,实行的是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全国各地设有600多个军府,每个军府管辖府兵一千人左右。府兵不用缴纳税赋,平时务农,农闲的时候参加军事训练。一旦遇上战事,府兵就要上阵打仗。府兵的武器和马匹等全部自理,但他们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

府兵制大大节省了军事开支,也是支撑唐前期战争的重要制度。但府兵制后来渐渐衰落,到了唐玄宗时期就被正式废除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对外扩张了。从唐朝建立到唐玄宗时期,唐朝一直在扩张。扩张就意味着前线离军府越来越远,府兵奔赴前线的成本越来越高,他们渐渐支付不起这个费用了。而且,府兵在战争打完以后,还得回到所属的军府。这一来一回,路上实在是太折腾了。你可能会问了,那唐朝为什么不在前线附近设置新的军府呢?这是因为府兵制的基础是土地。唐朝的前线都已经深入草原和西域了,当地根本没那么多土地。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的问题就更为明显了。唐玄宗特别热衷于对外扩张,杜甫有首诗叫《兵车行》,里面有两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意思是说,边境都打得血流成河了,唐玄宗却还想着开疆扩土。频繁的对外扩张,导致府兵们再也无力支付战争的费用。加上当时的土地兼并又很严重,很多府兵的土地都被富人买走了,他们只有纷纷逃亡。于是宰相李林甫上了一份重要的奏折,说各地军府已经没有府兵可供征调了,干脆把府兵制停了算了。唐玄宗准奏,府兵制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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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蒲立本(1922—2013),加拿大著名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在唐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后转向古汉语语言学研究,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任教授。曾任加拿大亚洲研究学会会长(1971—1974)、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90—1991)、国际汉语语言学学会主席(1995—1996)等。

目录

蒲立本
蒲立本

序言
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安禄山的出身及初次亮相
第三章安禄山叛乱的经济背景
第四章安禄山叛乱的政治背景
第五章安禄山叛乱的军事背景
第六章河北的特殊形势
第七章李林甫专政下的安禄山
附录一关于安禄山传记史料开头部分的具体对比
附录二隋代到唐代中期人口分布的变化
附录三有关宇文融括户的两道诏令
附录四裴耀卿关于转运的两道奏文
附录五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及财政官员的社会出身
参考书目
专业词汇表
索引
内蒙古的粟特聚落
安禄山主要研究目录
译后记

序言

熟悉西方汉学的人都知道,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有一本名著,叫《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1955年出版,列为《伦敦东方学丛刊》第4种。这本书在考证安禄山的出身来历之后,重点分析安禄山叛乱之所以发生的经济、政治、军事背景,还具体分析了河北地方的形势与李林甫在中央政府专权对安禄山幽州起兵的影响。今天看来,虽然篇幅不长,但确是一本鞭辟入里的唐前期政治史,对西方唐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蒲立本撰著本书的时期,正好是二战后学术精英荟萃英国的年代,他周边不仅有一些熟悉唐朝文史的汉学家,还有通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九姓胡人的母语——粟特语的专家,可以相互切磋,如恒宁(W. B. Henning)教授帮他所做的汉语专名的粟特语还原,就是一例。
遗憾的是,由于此书出版时,正是中国与西方学界基本隔绝的年代,中国学者能够见到此书的,寥寥可数。直到“文革”结束后,学者们才有机会阅读此书,方知义宁之学,海外亦有传人。1984年我远渡重洋,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进修,得以系统收集蒲立本教授的论著,方知他已改弦更张,转而研究汉语音韵学了。虽然在音韵学领域,蒲立本仍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对于唐史学界来说,不无遗憾。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90年代初蒲立本来京参加汉藏语言学大会,业师张广达先生带我去拜见过他,其时已经完全不谈唐史,而只就于阗文书年代和于阗文拼写的汉语文献相互交流。

我因为随张先生治隋唐史,又关注昭武九姓,对《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一书情有独钟,曾多次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此书阅读,甚至有动手翻译的念头。1991年见到香港大学的黄约瑟先生,他说已经翻译完稿,交给台湾某家出版社了。约瑟先生以隋唐史名家,尤其熟悉唐前期政治史,而英文极好,是翻译此书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可惜这本译著始终没见出版,而约瑟先生英年早逝,1994年就离开我们。此后我时而询问处理约瑟先生后事的香港中文大学刘健明先生,也说杳无音讯。后来健明先生也移民加拿大,我们连打听消息的线索都没有了。
可喜的是,这本书现在由丁俊君汉译完稿,即将由中西书局付梓。丁俊是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弟子,钻研唐前期政治史之外,兼做吐鲁番文书,也参加我与宪实教授主持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项目,撰有研究唐前期勾征文书的长文。其硕士论文研究李林甫,于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一书曾反复阅读。其后又随宪实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安史之乱的财政背景,并将杜希德(D. Twitchett)《唐代财政》(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一书译出。可以说,不论是从唐史背景来讲,还是从专业英语来说,丁俊是翻译此书的最佳人选。当她和我说起这个意向时,我极力鼓动,并建议把蒲立本《内蒙古的粟特聚落》也一并译出,因为最近二十年兴起的“粟特热”,蒲立本的这篇文章又备受关注。
现在,所有译文已经厘定,丁俊和中西书局李碧妍女史都希望我来写序。回想我从唐史到于阗,再到粟特,其实还有月氏、龙家、吐火罗,诸项探讨都离不开与蒲立本的论著交涉,拙撰《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正是在蒲氏本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故此我很愿意借此机会,将有关此书前前后后的因缘略加交代,是以为序。
荣新江
2018年2月1日
于北京大学大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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