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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娃·杜威内人生故事告诉你什么是多面天才

以下内容引用自《叛逆天才:拒绝一颗盲从的心,让自己闪闪发光》,仅供学习参考使用。

阿娃·杜威内人生故事告诉你什么是多面天才 句子迷 第1张

窈窕淑女和卖花女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她的行为举止,而在于她是被人怎样对待的。

——萧伯纳

2016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44岁的作家、电影制作人阿娃·杜威内(Ava DuVernay)正坐在迪士尼团队大楼二层的等待区,这里是迪士尼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Burbank)总面积达33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区。尽管这座建筑气势恢宏,但看到大楼正面耸立的《白雪公主》中的7个小矮人雕塑时,还是让人不禁会心一笑,它们的实际作用是支撑房顶。这些将近20英尺高的小矮人雕塑巧妙地体现了这家公司以经典动画魔力为核心。

杜威内是2014年奥斯卡提名电影《塞尔玛》(Selma )的导演,此时,她正等着与迪士尼电影公司总裁肖恩·贝利(Sean Bailey)和迪士尼电影制作执行副总裁泰多·纳杰达(Tendo Nagenda)见面。贝利和纳杰达已经在迪士尼公司共事近8年,他们负责保证电影制作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同时负责为公司有意向的电影选择编剧和导演。

迪士尼公司准备改编马德琳·伦格尔(Madeleine L’Engle)的著名科幻小说《时间的褶皱》(A Wrinkle in Time ),这对老搭档想看看杜威内是否为导演该作品的最合适人选。伦格尔的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63年,书中讲述了13岁的女孩梅格在其天才科学家父亲消失后,和弟弟以及好朋友一起穿越时空寻找父亲的故事。要想把这个故事搬上荧幕,任务重大。《时间的褶皱》是个科幻故事,但故事中并没有好莱坞电影中司空见惯的激光和飞船。梅格是通过一个可以延伸到第四维度(时间)的宇宙魔方进行时空穿越的,而电影必须在视觉上体现出这个维度。不论是在成本还是规模上,这部电影都注定超过杜威内执导过的其他任何电影。这部作品的另一个挑战在于这么一部好莱坞大片的主角只是一个戴眼镜的13岁女孩。

这对杜威内来说,曾是想都不敢想的机会。虽然成长于洛杉矶县治安问题严重的康普顿市,但在杜威内心里,那是个有家人和朋友陪伴的美丽地方。杜威内在家里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她见证了母亲通过上夜校,从银行出纳员做到医院行政,再到担任人事部门主管的经历。是她的姨妈第一次带她到电影院,与她畅谈自己看过的电影,介绍电影行业。儿童时期的杜威内想成为一名律师。八年级时,她的祖母给她买了一个公文包,这让她感觉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杜威内在一所女子天主教学校上了12年学,她是那里第一个黑人返校节女王和学生会主席。

杜威内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非裔美国人历史,毕业后,她先在新闻业工作,后来成立了个人电影宣传公司,从事好莱坞电影宣传和营销14年。由于一直对电影感兴趣,她享受在这个行业中的工作。她出现在各种拍摄棚,经常坐飞机去参加媒体招待会和电影首映,并在途中与导演长谈。“身为一名电影宣传者,我总是和电影制作人在一起。”她在2012年接受《访谈杂志》(Interview Magazine )的访问时说,“那时我就在想,他们只是有想法的普通人,我也一样有自己的想法。”

即便如此,她开始实现自己的想法时意味着已慢人一步,因为这个领域已人才济济。起初,杜威内有所犹豫,“但我意识到能够和著名的电影制作人近距离接触,观看他们在片场执导带给我的经验,虽然和电影学校不同,但仍然让我受益匪浅,”她在《访谈杂志》中说,“同时,我开始刻意学习和练习——拾起相机——就这样开始制作电影。”她执导第一部短片电影时已32岁。

作为一名女性,杜威内的好莱坞成功之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并非一帆风顺。曾经有男性闯入她的个人空间,质疑她的领导权威,通过这件事,她开始认真反思了自己在片场的形象,包括穿着。她通常会戴一顶帽子,以避免“不速之客”摸她的头发——人们对她的头发绺很感兴趣——她还戴着一副眼镜,这样做貌似为了没人会看到她在指导感人的场景时落泪,事实上她只是觉得隐形眼镜不舒服而已。“你不想被人看到泪光闪闪,”她在洛杉矶电影独立论坛上告诉观众。“人们会在经过你身边时说‘她在哭呢’。对一位女导演来说,不能这样。”

杜威内没有业内人脉,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有钱的叔叔”,这让她面临着重重变数,有时候她也会设想自己在内部人士相助下会有何不同。不过,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如果把时间花在喝咖啡和寻求指点,或者费尽心思在行业中找捷径,那就没有时间去研究剧本,研究如何增强人物角色表现力,思考排练技巧,思考电影制作中的形象主义和电影调色等问题……那些你所谓的行动其实是在等别人为你铺路。”

杜威内最早拍摄的两部作品都是小成本电影,其中一部还是她自掏腰包。之后她拍摄了《塞尔玛》,故事的原型是1965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领导的选举权运动。根据《纽约时报》专栏记者A. O. 斯科特(A. O. Scot)的说法,这部电影“大胆张扬,就算你已经知道了结局,它依旧让你惊心动魄。电影中情节紧凑,人物形象丰富,在层层递进的电影叙事方面颇为成功”。《华盛顿邮报》评论家安·霍纳迪(Ann Hornaday)称杜威内的这部电影“激动人心,多层次巧妙推进……观众被一连串惊险的事件紧紧吸引,电影中的细节或绝望感并没有让观众迷茫,而是提供了丰富的证据:电影中描述的民权运动推动者并不是对遥远过去的仿造,他们承担着更多的现实使命”。杜威内获得了奥斯卡的认可,《塞尔玛》是第一部获得该奖项提名的由非裔美国女导演执导的电影,此外,她还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导演的提名。

杜威内并没有止步于《塞尔玛》的成功。之后,她为奥普拉·温弗里电视网创作的电视剧《蔗糖女王》(Queen Sugar )大获成功,电影叙事巧妙,充满地域感,深入刻画了主流文化中很少被提及的非裔美国农民,因而获得赞誉。杜威内决定只招募女性导演完成这部电视剧,用她的话来说“这种做法相当激进”。她没有通过传统的好莱坞渠道进行招聘,而是寻找那些多年来给她带来灵感的电影制作人,有时候她会通过推特和她们取得联系。她还跟踪独立电影。

杜威内一直在用行动回应自己面对的挑战,有的挑战含沙射影。在采访中,记者问的更多的是她的非裔美国人背景,以及她作为女性在电影行业的体会等诸如此类与电影制作无关的问题。人们只看到她是黑人,是黑人女性,是黑人导演,而不是纯粹地把她看作一个导演,人们很少问到她对电影的看法,以及她的排练方式。这些问题都是留给白人男导演的。杜威内对此给予了回击。她一面寻找被埋没的人才,一面主持播客节目《热线电话》(The Call-In ),她在节目中邀请非裔美国电影制作人详细探讨剧本、拍摄和剪辑。她提的问题不涉及种族和身份,她只要求嘉宾谈论幕后工作的技术和创新过程。

在到达迪士尼公司时,杜威内把这一切问题和困惑都抛在脑后。她很了解贝利和纳杰达,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对杜威内作品的欣赏。杜威内在接受《异视异色》(Vice )采访时说道:“在那个房间,那是我第一次像白人一样走进办公室,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对迪士尼伙伴很快确定杜威内就是改编《时间的褶皱》的合适人选。在后续讨论中,杜威内提议把梅格的家庭背景定为混血家庭,而电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梅格对自己肤色的适应过程。贝利和纳杰达则认为这个点子非常巧妙,这个工作非杜威内莫属。别的工作室或许会丢给杜威内执导一部类似《塞尔玛》的作品,但贝利和纳杰达看到了她更大的潜力和才华,而不是她的肤色,而杜威内也不负所望。在2月的一天晚上,她和两位迪士尼制片人讨论的时候,她的身份已是电影制作人,并随时准备投入她所热爱的工作。

她说,“其他一切的包袱都不存在了。”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个春日清晨,上午 9点,我在办公室焦急地查看手机 。鉴于我要去的地方,连天阴雨之后出现的蓝天就足以让我开心。我那天没课,所以一身商务休闲装扮——蓝色七分裤,短袖灰色毛衣,平底鞋。一位哈佛商学院的同事提出要送我去机动车登记处考试。在美国无证驾驶多年后,我终于有时间去进行一场驾照考试。虽然很多年前我就在意大利通过了驾照考试,但还是浑身紧张,担心在同事面前考砸,那样太丢人了。再说,同事把自己的宝马6系借给我考试,稍微刮擦一下都得赔上大笔钱。

同事发来了短信。我拉上背包拉链,去会面地点,当时同事穿了一身灰色条纹西装。“我这么穿可不是为了庆祝你获得美国驾照的,”他笑着说,“我今天晚些时候有课。”不久后,我们就来到了水镇购物中心(Watertown mall)的停车场,在车里等着考试。同事帮我梳理了一遍考试中需要避开的常见错误,诸如滑动停车、不当变道及开得太慢等。他正说着,一位身材高大,戴着墨镜的机动车驾照考官过来叫我的名字。

“你现在可以坐到驾驶位,”我们走向宝马车的时候,考官说,“你父亲可以坐到后面陪同,但他必须保持安静。”

我的同事大概仅比我大15岁,他坐到了后座,我差点儿笑出来。我确定这位考官没有冒犯之意;他只是根据我们的外貌做了快速判断——我同事西装革履,我背着背包。毕竟,他对父亲陪同考驾照一事习以为常。

我们认为特定人群拥有某些固定特征,这种成见深植于人类思想中。我们建立关联,然后遵守这种关联:雷和雨,白发和老人,女儿和父亲一同出现在驾照考试中。生物界中适者生存,动物在进化过程中会对捕食者快速做出判断。有些黑猩猩会根据直觉袭击群体外的猩猩。有些鱼会驱逐同种鱼,仅仅是因为它们不在同一片湖水中孵化。同样,人类也不相信外来者。为了区分敌友,我们用显而易见的准则评判他人,诸如年龄、体重、肤色和性别,当然还有教育水平、残疾情况、口音、性征、社会地位和工作等。

成见能帮助我们感知世界。但由于成见仅仅是概括性的想法,它们可能会引起麻烦或恼人的行为,比如那位考官把我的同事说成“你的父亲”,是最轻的威胁。当我们认同某种成见时,就可能会沦为残忍且势利的恶人而不自知。相反,叛逆者知道成见会一叶障目,使人失去判断力,他们知道避免落入成见才能更清楚地看清现实,从而带来竞争性的优势。叛逆者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别人定好的社会角色和态度。他们挑战固有的角色和态度,从不错过任何推翻偏见的机会。

成见就像防火墙一样,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它就会把新的信息拒之墙外,不让这些信息改变我们的思想,除非出现戏剧性的情境。1999年的电影《美丽战争》(Beautiful People )以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的伦敦为背景,其中一幕是年轻的医生将一位刚到伦敦的巴尔干战争难民带回家——她本人和观众们对这个人都一无所知。吃晚餐时,医生保守的上层家庭表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势利态度,而难民则看上去一副不谙世事、没有文化的样子。后来,难民坐到这家人的钢琴前,弹奏起美国作曲家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的浪漫钢琴曲《安达卢西亚的憧憬》。他的娴熟演奏让这家人和观众瞬间脱离了刻板假设,从而用一个新的视角看待此人,甚至对和他类似的人的看法都有所改观。

每次在课上谈到成见时,我都会让学生做一个小测试。我在大屏幕上闪现“桌子”“厨房”“电脑”等一系列词汇,并要求学生喊出每个词属于屏幕左侧的范畴(例如“职场”),还是属于屏幕右侧的范畴(例如“家”)。学生们总能恰当地匹配与工作相关的词汇,比如将“桌子”和“电脑”与“职场”匹配,也能恰当地将与家庭相关的词汇,比如“厨房”和“儿童”与“家”匹配起来。他们还能轻松地将典型的男名,比如“布莱恩”和“男性”匹配,或者将典型的女性名“凯蒂”和“女性”匹配。为增加任务难度,我又增加了一轮测试,在屏幕上闪现一组词,有的是人名和工作词汇,有的是人名和家庭相关的词汇。学生需要喊出“左”或“右”以说明闪现在屏幕上的词属于屏幕左侧的两种范畴之一(“男性”或“职场”),还是属于屏幕右侧的两种范畴之一(“女性”或“家庭”)。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能不加犹豫地给出答案。

当我要求他们转换思维,把“女名”和“职场”作为列在屏幕左侧的两个范畴,而“男名”和“家庭”两个范畴列在右侧。面对这种突然的转变,他们开始在回答时支支吾吾,语速大大降低。他们表现出的偏见不难理解:男人属于工作和职场,而女人属于家庭。我很快意识到,学生们对职场女性并没有偏见——实际上,许多学生都是职场女性。我们之所以将男性和工作更加快速地联系起来,是因为我们更习惯于看到男人工作。

这种思维在人类成长早期就有所体现。婴儿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将男人和女人的面庞与带有性别特征的物品(例如锤子或者围巾)进行关联,这说明在婴儿阶段原始成见就开始形成了。3岁的孩子已经体现出理解性别差异的能力,他们能够辨别与不同性别相关的成人物品(衬衫、短裙和领带)、玩具、角色、外貌以及活动。3岁的孩子还能识别与性别相关的抽象联系(例如,女性柔弱,男性刚强)。研究者发现,处于学龄前到五年级阶段的儿童在对男孩和女孩做出的瞬时关联中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女孩温和亲切,穿裙子,玩布娃娃;男孩皮实,留短头发,喜欢活动性的游戏。

父母甚至在儿童出生之前就为他们的性别定型,例如,他们用飞机和卡车模型装饰男孩的房间,用芭比娃娃和毛绒玩具布置女孩的房间。孩子们在睡前听的童话故事,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的故事也会影响他们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方式。这些故事通常将女性形象刻画得柔弱可人,认为她们只有在男性的帮助下才能成功。比如,在《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 )中埃里克王子(Prince Eric)为阿里尔(Ariel)在陆地上提供了奢华的生活;白马王子帮助灰姑娘脱离困境,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虽然迪士尼公司近来一直尝试在电影中减少带有成见的故事线,例如《冰雪奇缘》(Frozen )、《海洋奇缘》(Moana )和《时间的褶皱》都刻画了强硬的女性角色,但大多数娱乐公司的作品还遵循着对性别的陈旧观念。

人们产生了成见和偏见后,往往难以摆脱,即便事实与之相悖。当我们与那些和自己同样性别、人种、民族或政治倾向的人互动时,我们会感到舒服自在,这种感觉会巩固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这也使得如果我们感觉与他人相似时,就会以己之心度人,并认为自己能和对方合得来。在我们从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被与我们相似的人所吸引。如果偏好、习惯和观念基本相同,人们在交谈和合作时就更加容易。同时,我们和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相处可能会引起摩擦,导致心绪不宁、徒劳无获。有关浪漫关系的研究显示,人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常言所说的“异性相吸”,我们通常只会被与我们相似的人所吸引。当我们和与自己的想法一致的人相处时,我们会更加舒适惬意,但也会因此早早地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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