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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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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本书作者:沃尔特·沙伊德尔 (作者), 颜鹏飞 (译者), 李酣 (译者), 王今朝 (译者), 曾召国 (译者), 甘鸿鸣 (译者), & 1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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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平等,作者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并且结合大量历史数据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一些缓解不平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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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人比活人多”:查士丁尼瘟疫

为了进一步研究由流行病引起矫正效应的例子,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14世纪的黑死病并不是旧大陆的第一次大瘟疫。早在这次瘟疫发生的800年前,同样的疾病就曾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肆虐,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从公元541年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750年。那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首次出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海岸的培琉喜阿姆,8月传到附近的加沙地带,9月传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市。次年3月1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声称“死亡事件已经遍及所有地方”,尽管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一个月后才被瘟疫肆虐,由此带来的灾难却是毁灭性的:

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现在,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其中大约有3个月毒性最大。一开始的时候,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继续上升,之后每天死亡人数都达到5000人,甚至超过了1万人,或者更多。起初,每个人都参与埋葬自己的家人,这时,就已有人偷偷地或强行把死去的家属扔进别人的坟墓里,但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了,甚至一点秩序都没有了……在以前所有的墓地被都占满后,他们就在城市其他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出新的墓地,把死人尽其所能一个个分开放进去。但后来挖坑的人无法跟上人死亡的速度了,他们登上锡卡的防御工事的那些塔楼,掀开其屋顶,然后把尸体乱扔在里面。所有尸体仿佛都是失足掉在里面一样、杂乱无章,然后他们再用屋顶将尸体盖住,几乎所有的塔里都填满了这样的尸体。

就像8个世纪后的情况一样,这场疫情被证明无法遏制:在公元542年的夏天,疫情在叙利亚肆虐,北非的疫情则发生在同年晚些时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则在543年遭到瘟疫侵袭。接着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一项现代统计表明,在541—750年间,出现多达18次疫情暴发,其中有东边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北边的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边的也门,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所围成的所有地区。[7]

历史记载,感染瘟疫的症状与鼠疫杆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记载反复强调腹股沟肿胀,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在人体其他部位,如腋窝、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现了肿胀。同样出现的还有被视为死亡先兆的黑痈,以及昏迷、精神错乱、吐血和发烧。此外,分子生物学已经证实当时鼠疫杆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施海姆的一个晚期罗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显示鼠疫杆菌的DNA片段,其中有两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构鼠疫杆菌的整个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发现的珠状物让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间。[8]

报告的死亡率往往很高,但通常看起来不可靠。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初暴发的疫情,导致每天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被夺去生命,使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类似极端的说法有时也会在同一地点或其他地方出现。不容怀疑的是大规模死亡的压倒性印象,观察家不过是附上了老一套的数字。考虑到这种疾病与中世纪晚期的情况是一样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活跃状态,我们可能会怀疑,整体的人口流失也许很相似,可能是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人口的1/4或1/3的水平。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必然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严重影响。在君士坦丁堡,以弗所的高级教会官员约翰对处理瘟疫受害者尸体所得的利润和洗衣服成本的上升颇有微词。在瘟疫首次出现的三年后,查士丁尼大帝谴责了工人的更多要求,并试图通过政府的法令来禁止他们的这些要求:

我们已经确定,尽管受到了上帝——我们的主的惩罚,从事贸易和追求文学的人们,以及工匠、农民和水手,都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在获取利益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求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和薪金的行为违反了我们古老的习俗。因此,看起来,我们通过这项帝国法令禁止所有人屈服于这种可怕的贪婪的做法是明智的。这是为了保证任何手艺人、商人、店主、农民都不得要求超过古代习俗规定水平的薪金或工资。我们还规定,从事建筑物、可耕种土地和其他财产测量的人不得超过合理收费标准,而应该遵循在这方面已确立的惯例。我们要求那些掌管工程和购买原料的人遵守这些规定。我们不允许他们支付比日常惯例更多的金额。在此通知他们,任何要求超过这一规定收入标准的人,以及被认为已经接受或给予超过允许金额的人,将被强令支付三倍于那个数量的金额给国家财政。[9]

这是已知的最早尝试在面对瘟疫时控制讨价还价现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墨西哥初期实行类似措施的先驱。但是,随着瘟疫的蔓延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法令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实际工资增长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正如经济学家所猜测的那样,尽管经验证据仅限于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那里的文献证据的完善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埃及实际工资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但这些证据并不连续:在最初的第一个千年里,文献中只有农村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在中世纪,则只有城市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进行同等比较,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相同的趋势,足以形成关于埃及情况的一个整体叙事。在农村,最常见的情况是每天的工资相当于3.5~5升小麦,正好处于前现代社会典型的3.5~6.5升的核心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在那个时期接近于生理需求水平的工资标准。相比之下,超过10升小麦的工资,出现在6世纪晚期以及7世纪和8世纪(见图11.2)。[10]

 

图11.2 公元前3—公元15世纪埃及无技能的农村和城市工人的每日小麦工资(小麦以公斤为单位)

查士丁尼瘟疫之后,这种没有技能的农村工人报酬的激增源自一种纸上记载的证据。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的几份记录中,当瘟疫对人口减少的影响达到顶峰时,灌溉工人每天的现金工资相当于13.1~13.4升的小麦,大约是以前的三倍。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情形中,每天的现金工资和食品补贴总额超过了相当于7.7~10.9升的小麦,这大约是以前的两倍。这些发现获得了显示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的证据支持,他们的工资每天高达相当于25升小麦的水平。通过观察,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从6世纪的前半期到后半期,也就是第一次瘟疫暴发前后,签订永久租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17%上升到39%,而签订一年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29%下降到9%。这表明,佃农很快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条款。这一现象,尤其是实际收入的激增,只能放在大规模人口死亡,各行各业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议价能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11]

故事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小麦工资。如图11.2所示,可获得的数据始于公元8世纪早期的鼠疫末期,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期。实际工资一直在提高,持续到公元850年左右,也就是在公元8世纪40年代埃及被最后证实存在鼠疫的一个世纪之后。那时的实际工资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工资水平,即每天工资大约相当于10升小麦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基本生存所需的三倍水平。在接下来的350年里,随着人口的恢复,开罗的小麦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降到了仅能维持最低生存需求的水平,直到14世纪末期黑死病出现才暂时恢复。来自巴格达的质量较低的数据也显示,在8—13世纪,实际收入也长期下降,尽管下降的规模较小。消费篮子的重建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消费篮子将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与一个基本范围内的消费品的价格联系起来。从这个重建也可以看出,鼠疫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收入是增加的,接着是下降,然后是黑死病期间的另一次复苏:尽管变化的范围小于单纯的小麦工资变化的范围,但总体的模式是一样的。[12]

如同中世纪晚期一样,查士丁尼瘟疫的反复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增加。我们听说了10个在埃及的事件,覆盖从公元541—744年间断断续续的总持续时间为32年的瘟疫。也就是在这期间每6年多就发生1次瘟疫。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558—843年间,共经历了14次瘟疫,总持续时间为38年,也就是这期间每7.5年就有一次瘟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证实有更多疫情,但这些地区缺乏与收入相关的数据。谢夫凯特·帕慕克和玛雅·莎兹米勒追踪了公元8—11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由瘟疫带来的高薪环境。在他们看来,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对欧洲一些地区的偏好和消费的影响。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工薪中产阶级中,人们普遍食用肉类和奶制品。这只有在畜牧业扩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其他因素包括城市化、与之伴随的劳动分工的加深以及对制成品需求的增长,也包括极少数精英人士之外的人对进口食品和服装的需求。[13]

然而,这些过程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只是我们的推测:在缺乏直接文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真实工资的爆炸式增长确实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和精英财富的减少。在这样一个无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一直处于无法再低的水平,而有记录的财产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环境中,理应出现一个更普遍的矫正手段。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瘟疫在一个资源严重不平等的时代来临。埃及的土地和税收清单对公元3—6世纪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记录的共同之处在于,由于它们忽略了跨地区的财富和没有土地的人,因此可能极大地低估了土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所以,这些仅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实际财产集中程度的数据暗示着高度不平等:对于来自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样本,计算出的土地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623~0.815;对于农村土地所有者,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431~0.532。整个省或主要行政区重建土地所有权的结构表明,基尼系数为0.56只是对地主而言,而地主人数在理论上不超过总人口的1/3。我们假设,一个省只有一半居民是没有土地的工人或佃户(或者没有土地的人更少一些,但一些精英成员在其他省也拥有土地),土地的基尼系数将接近0.7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集中程度将与埃及1950年土地改革之前的高土地基尼系数类似,当时土地所有者的基尼系数是0.611,而全体人口的基尼系数是0.752。因此,在资产不平等问题上,由瘟疫驱动的矫正潜力相当大。[14]

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埃及的收入不平等是完全不可知的,而且永远不可知。即便如此,考虑到从土地到劳动的转变以及传统财富精英的损失,所有这些发展在逻辑上都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经济分化和城市化将同时创造出新的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最重要的是,与马穆鲁克时期不同,集体旷工压制了工人的讨价还价,私有土地占支配地位,与相当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起,创造了一个使资产估值和工资对土地与劳动力比率的变化非常敏感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减少几乎不可能不削弱整体收入的不平等,就像土地价值的减少也倾向于减少财富不平等一样。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成了这次重建的最有力的因素,这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收入压缩的最好指标。这表明,国家试图遏制工资增长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就像他们在黑死病暴发后的西欧所做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在人口复苏的过程中,工资的上涨逐渐被侵蚀。第一次“黑死病”的暴力冲击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福利,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这种冲击力也逐渐消失。在这方面,两次瘟疫大流行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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