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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进化论要被推翻了?至少有这些事他没做到

进化论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科学家们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巩固该理论。在此基础上,人们也发现了很多破绽,至少有些事情可以证明,达尔文也有做不到的事。

以下内容引用自《大自然的猎人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自传》,仅供学习参考使用。

达尔文进化论要被推翻了?至少有这些事他没做到 句子迷 第1张

达尔文也没能做到

我看到了达成上述目标的最快捷方式:把社会生物学用在一种阶级和分工系统十分严密的社会性昆虫身上。对于这项任务,我已做好万全准备。在1953年,我曾经以更具叙述性的方式来追踪蚂蚁社会阶层的进化,被我研究过的蚂蚁不下数十种,而且分布遍及全球。

我说明了蚁后、兵蚁及最常见也是位阶最低的工蚁,它们在外观上的变异都只是异速生长(allometry)的结果而已,也就是不同器官的生长速度各不相同的结果。身体上任一部位的生长速度,只不过比另一部位稍增或稍减一点点,就可能产生一颗较大或较小的脑袋,发育良好或萎缩不全的卵巢,以及最后成体上任何其他部位的不同。这种想法在当时已经不算新鲜。

早先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1932年出版的《相对生长的问题》(Problems of Relative Growth)中,就曾提出过这种想法;而他的灵感又来自苏格兰动物学家汤普森(D’Arcy Thompson)对于形态增减变化的进化分析——那是汤普森1917年的经典之作《论生长与形态》(On Growth and Form)里的论述。

我选择蚂蚁这个题材也是基于很合理的进化推论:蚂蚁社会阶层的进化先始于一个基础的形式,然后才开始一点一滴朝向多种不同外形来发展。接着我把这个主题转到新的方向。

在研究异速生长的同时,我进行了种群统计,也就是计算每个蚁窝内各种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数量。当异速生长的研究和种群统计密切结合后,社会阶层的进化方式就更加清楚了。某个特定阶层成员的身体结构显然能决定它们执行该角色任务的效率。

譬如说,兵蚁如果生有巨大、锐利的大颚,而且大颚周边还长满有力的肌肉,它们会更称职。但是,我指出,兵蚁的数量也是关键之一。如果战斗专家太少,蚁窝会被敌军占领;然而,战斗专家若太多,蚁群又没法觅得足够养育下一代的食物。

因此蚁窝必须通过前面提到的异速生长来调节各阶层成员的出生率及死亡率。在往后的研究中,我称这种现象叫作“适应性种群统计”(adaptive demography),并认为它是复杂社群中种群层级的特征。

赫胥黎对我所从事的异速生长以及种群统计研究很感兴趣。当他于1954年访问哈佛大学时,他告诉接待人员他想见见我。这个要求令我的指导教授印象深刻,而我则战战兢兢地准备和这名伟大的进化学家兼人道主义者会面。

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共同的兴趣应该算是普通生物学里的古典主题。蚂蚁社会阶层的问题也曾吸引了达尔文的注意力,他把这种现象视为自然选择理论的一大威胁。虽说达尔文对于相对生长的概念也有不少直觉上的建树,但是赫胥黎和我很清楚,我们所研究出来的这些想法和数据,已经率先得出完整且定量的进化论解释。

诚实的魔术师
1968年,我重新修改适应性种群统计这个观念,并借助线性化模型,发展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进化法则。1977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资聪颖且足智多谋的应用数学专家奥斯特加入我手头一项为期一年的、更深入的研究。这一次我们通过社会性昆虫来探讨社会阶层的理论,我们已经可以把种群生物学里的其他理论加到我早期发展出的公式内。

奥斯特负责设计模型,他的分析技术范围之广,真是令人敬畏,他果然名不虚传,他的数学能力足以和所有的理论生物学家抗衡。他经常喜欢尝试新方法,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必须一一对我解说各个步骤。这时我所扮演的角色恰恰和15年前我与博塞特合作研究化学通信时扮演的角色一模一样。

展开每条新的研究路径之前,我会先输入所有我知道的与社会阶层和分工有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只不过是疑似相关的片段信息,然后再把我所能得出的最具直觉性的结论加上去。接着奥斯特再利用我们所能看见或所能猜测出来的关系及趋势来建立模型,扩展我们所能触及的时间和空间。我再把新的证据及猜测反映给他,由他来更进一步推理和订定模型,我再反馈,他再设计模型,我又再反馈。[2]

空闲时,我们也会聊聊闲话以及共同的兴趣。他真可算是职业级的魔术师,有一次,他变魔术给我看,我看得目瞪口呆。即使我全神贯注盯着他重演一次,距离不到一米,还是没能参透其中的玄机。我对于自己的无能十分懊恼。我是个深感自傲的科学唯物论者,但是我必须自问: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事物看起来像真的,但其实只是幻象?我学到了一条法则,这条法则其他人通常是经由惨痛经验而得来的:永远不要相信那些标榜握有隔空取物“证据”的科学家;与其相信他们,不如去相信诚实的魔术师。

20世纪60年代,我曾经搜寻其他观念,看看能不能补充到社会生物学上,让它更完善。其中被我看上的一个是来自种群生物学里有关攻击的进化起源。洛伦茨在他早期的文章以及1966年出版的名著《论攻击》中提出,攻击性是广泛存在且无法压抑的动物本性。它会自动物体内满溢出来,就像盛装过量的液体般,而且它还会寻求各式各样的释放形式。以人类的情况来说,洛伦茨建议,攻击性最好是以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方式来释放,胜过以战争的方式。

1968年,在第一场由史密森学会赞助、总共只办过两场的“人与兽研讨会”(Man and Beast Symposia)上,我提出了更精确的解释。这种解释与日益增加的田野调查证据颇为一致,那就是攻击行为是一种特化的、与种群密度相关的反应。[3]当种群密度增加时,许多种动物的种群数量都会受到由一种或多种因素导致的抗力的限制。这类与种群密度相关的反应,包括个体因疾病或天敌猎杀而导致死亡率上升、生育力下降、迁徙风盛行和产生“攻击性”等等。攻击行为究竟是不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要看其他与种群密度相关的因子是否也介入控制种群的成长。攻击性表现出来的形式千变万化,可以是维护领土,维持统治位阶,或是铆足劲的暴力攻击,甚至同类相食,这要视种群的极限情况而定。然而,攻击行为依然是一种特化反应,在进化过程中,它出现在某些物种的动物身上,但是并未出现在其他种动物身上。我们可以根据环境以及动物本身的博物学知识来预测攻击行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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