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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无疆 勇气 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 上海译文出品 以色列前任总理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西蒙•佩雷斯自传 马云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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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无疆:勇气、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上海译文出品!以色列前任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西蒙•佩雷斯自传!马云作序推荐!】

本书作者: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 (作者), 吴越 (译者), 刘洪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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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的风云变幻,波诡云谲,胆识与谋略,危机与安度,到最后在“跋“里化为一股涓涓细流: “我的生命中有好些篇章和以色列的诞生以及建设相互交织,对此我深感荣幸。对本古里安,我则永远无法报答他的恩情。 正是他召唤我为他工作,给了我为国家服务的美妙特权。近七十年来,在他的领导下,我试图为以色列积蓄力量、为以色列建起国防体系并为人民追求和平—这个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渴望。 我爱这个国家— 爱春天橙花的香气; 爱约旦河的忙碌喧嚣; 爱内盖夫静默的平和; 还有永远的以色列人民,在我一生中每每与他们相遇,他们都证明了他们勇敢忠诚、宽容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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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五六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在塞夫勒的那座别墅里,法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正在开会确定苏伊士行动计划。本-古里安和我站在那座宅邸的一处宽敞空间;那既是一间舞厅又是一个艺术博物馆和藏品丰富的沙龙。我们的对面,法国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和国防部部长毛里斯·布尔日-莫努利聊得正欢,两人看起来也别无他事。我感觉机会来临,也许是一个完美的时刻。

我转向本-古里安,把声音压到最低对他说:“我想,现在我就可以做成这件事。”他向我微微点头表示赞同。我深吸了一口气,振作精神。

我走近两位绅士——那时,两人都是我的密友,我向他们提及的事情令两人始料不及。我过来讨论的是以色列最雄心勃勃的梦想之一——进入核时代。为此,我们需要从法国获取一些东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给过另一个国家的东西。

我们对核能的兴趣并非新鲜事。在塞夫勒决定命运的那一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古里安和我对这一话题有着强大的求知欲。我们两人都不是核能专家,充其量只是热中者。但是,我们都看到了核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巨大潜力。对本-古里安而言,他相信,只有科学可以弥补以色列在自然条件方面的缺陷。以色列没有石油,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淡水;而核能有可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利用核能不仅创造了可靠的能源,还用于淡化海水。和我一样,本-古里安还相信,在核技术的前沿存在着巨大的知识和经济价值。通过投资科学的前沿领域、在我们的大学里培养相关的人才和专业,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激励这个国家有待挖掘的聪明头脑。

无可否认,这个想法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但事实上,激发我更多兴趣的是政治上的原因,而非科学。如果我们成功地建起一个反应堆,我们的敌人永远不会相信它的目的是用于和平。那些反对我们存在的人,已经对以色列抱有极大的怀疑,我敢肯定,不管是官方的声明还是私下的保证,甚至是展示出具体的证据,所有这些都不会动摇怀疑者认为我们拥有核战争能力的观点。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权力的名声就是权力。”我的理论则是它的推论:核的名声就是威慑。而且我相信,威慑是通向和平之路的第一步。

那时,阿拉伯世界已经将许诺灭绝犹太人当成领导人的一块试金石;实际上,每个希望上台的中东政治家或是将军都必须证明,他们要比竞选对手更想摧毁犹太人。而我相信,散播怀疑论调让他们做不成这事儿,是我们在安全上要做的最为必要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过后,我和本-古里安的谈话从理论转向了现实。即使我们只是考虑考虑这个想法,我们也需要理解它究竟需要什么。首先,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事业——无论是从建设规模还是所需的科学能力而言。其次,以色列缺乏建设核反应堆所需的原材料及工程经验。与此同时,我们深知投机取巧并不是一个选项——就核能而言,马虎等同于灾难。

我们需要的是帮助,作为和我们有着最亲密友谊的国家,法国代表着一个机遇。作为在核领域最先进的欧洲国家,它也代表了我们可选择的最佳伙伴。事实上,法国的核工业已建起了一支拥有精细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队伍。法国的大学是世界上学习核物理最好的地方。他们拥有我们建立核反应堆所需的一切东西。

大梦无疆 勇气 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 上海译文出品 以色列前任总理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西蒙•佩雷斯自传 马云作序推荐本-古里安认为,我仅仅向法国方面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我必须明确地提出请求——要求法国为了和平卖给以色列一个核反应堆。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请求,我预料我的朋友会拒绝的一个请求。他们已经冒着很大的风险违背西方武器禁运,暗中卖给我们武器。但像这么大规模的东西,如被发现,会更加危险,它有可能会破坏法国和阿拉伯合作伙伴以及它的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仍感觉,如果在任何国家之间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协议,法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有可能达成这些协议。于是我着手去尝试。

皮诺和布尔日-莫努利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非常震惊,很快两人就离开我到别墅的另一边私下讨论这一问题。提出这一请求的时机并非巧合,而且我猜他们也对此心知肚明。就在此刻,摩西·达扬在隔壁房间和他的法国以及英国同僚正在起草管控西奈战役的《塞夫勒协定》(the Sèvres Protocol),其中还包括了要求我们率先发起攻击。我们都知道,本-古里安同意这一计划的唯一原因是法国人的敦促。我希望布尔日-莫努利和皮诺能记住这点,并且在衡量我向他们提出的请求的内在风险时对此加以考虑。

不一会儿,两人回来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点头表示同意。

“我很乐意立即起草这一协议。”皮诺说。

* * *

尽管我们获得了法国高层领导的一致支持,回到耶路撒冷,我们面对的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对。果尔达·梅厄坚持说,这一项目将有损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而摩萨德的头目伊赛·哈雷尔(Isser Harel)则担心苏联会有所反应。一些人预计,苏联会发起地面部队的入侵,而另外一些人则预见会有一场空袭。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说,他担心这一项目“如此昂贵以至于我们将没有面包甚至没有大米”——必须承认,我们尚处于经济紧缩时期,还需努力地养活我们的人民。而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列维·艾希科尔则许诺我们不会看到他划拨的一分钱。在这些人中,他们唯一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是,哪一种可怕后果最有可能降临。

来自学界的反应也并不更令人鼓舞。以色列的物理学家齐声反对将科学工作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扼杀他们的研究工作、损害他们的国际名声。但更切中要害的是,他们认为这样的追求既不明智也不现实。他们认为,我居然幼稚地相信,我们这么小的国家可以从事这么巨大的事业。这不是远见,而是妄想,而且他们只想置身事外。我联系了以色列最知名的魏茨曼学院(Weizmann Institute),物理系系主任说我是在不负责任地做梦,因为这么做会引导以色列走上一条黑暗而危险的道路。他希望我明白,他的学院将不会在这件事之中扮演任何角色。

我早已明白,创新就像向上爬山。但像现在这样一下子有这么多的障碍摆在面前也很少见。我们没有钱,没有工程师,没有物理学界、内阁、军方领导或是反对派的支持。当我和本-古里安安安静静地坐在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我们该怎么做呢?”这是一个有关实施的问题。我们只有法国的承诺,也只有法国的承诺,还有我们两个人。

人们不时会提醒我,我和本-古里安的关系是多么非同寻常——一个总理如此信任一个初级官衔的年轻人是多么少见。他一次又一次地冒险,让我负责重要和有争议的项目。因此,尽管对于他的提问,合理的回答应该是承认失败,但我认为我欠他一个别的办法。我可以诚实而正直地接受失败,但那只有在我确信一点之后:我为成功付出的努力无愧于他对我的信任。就这件事而言,他对我的信任如此巨大,所以我没有放弃,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这一方案借鉴了我从艾尔·施维默身上获得的经验。我认为,公共资源的不足可以通过私人捐款来弥补。我相信,通过适当的募捐工作,我们可以建立起一支能和法国同行并肩工作的以色列工程师队伍。

“如果我们无法获得资金和人才,我们可以接受失败,”我说,“在那以前,我认为不去尝试是愚蠢的。”

本-古里安同意了。“那么去吧,”他告诉我,“把这事儿理顺了。”

我们拿起电话,联系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最可靠的犹太捐赠者,通话激动人心,是私人(而且是高度机密)的。很快,我们就筹集到了建立核反应堆所需的一半费用——用于创建一支人才队伍绰绰有余。

我们非常幸运地将以色列·妥斯特罗夫斯基(Yisrael Dostrovsky)纳入我们的早期成员队伍。妥斯特罗夫斯基是以色列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多年前就发明了一种生产重水的工艺,并把它卖给了法国。但即使是他,在才华上也无法同我早先接洽想拉入团队的戴维·伯格曼(David Bergmann,全名为Ernst David Bergmann)相提并论。据说一九三四年时,哈伊姆·魏茨曼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荐一位科学家来领导他刚在特拉维夫以外建立的新学院。爱因斯坦只给了他一个名字——他无比信任的恩斯特·伯格曼。作为仅有的几位支持我们工作的以色列物理学家,他也很快赢得了我的信任。

有了伯格曼和妥斯特罗夫斯基,我们就有了科学专业技能。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项目经理人,我们可以信赖他放手去完成如此精细的任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学究气、一丝不苟的人,一个极度厌恶妥协的人——尤其是考虑到放射性工作的危险性。同时,这个人得行动敏捷,即使缺乏专业技能也愿意负责这一项目。这些要求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我的候选人名单很快缩减到一人。

马内斯·普拉特(Manes Pratt)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具有丰富的现世知识。我们在独立战争中相遇,为建立以色列国防军,我们曾经一起疯狂地工作。他一贯坚持精确,对他而言,完美不是遥不可及的追求,而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他敏捷机智,同时要求他周围的人和他一样,坚守职业道德。

我向他解释了我的提议,同时提出希望他考虑这一职位。他看起来想要打我一顿,无法掩饰他的不信任。

“你疯了吗?”他问道,“我对建造一座核反应堆需要什么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它看起来像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你怎么能指望我来负责这样一个项目呢?”

“马内斯,你看,我知道你还什么都不懂。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有人可以在学习三个月后变成核专家,那个人显然就是你。”

他的焦虑渐渐平息。“那么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我提议,我们可以送他去法国向那些即将帮我们建核反应堆的法国工程师学习三个月。而且我还许诺,如果他三个月后回到以色列,还是对这一课题的精通程度感觉不自在,他可以直接再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上。因为不需要他永久地承诺什么,马内斯最终同意了。正如意料之中的那样,当马内斯从法国归来,他已然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核专家了。

有了领导层,我开始转向建设剩下的队伍。我知道,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强烈反对我们的工作,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急于投身这一雄伟计划的学生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被魏茨曼学院拒绝后,我转向位于雅法、被称为Technion的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那儿,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像对马内斯·普拉特一样,我打算派每一个从以色列理工学院招来的人去法国学习一段时间。

下一步的挑战不仅仅在于说服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加入我们,更多的是帮助他们说服家人。我们打算将核反应堆建在内盖夫,一个靠近比尔谢巴(Beersheba)、世界尽头似的地方。可以理解,年轻的以色列家庭是不愿意离开现代化的城市海法、特拉维夫而去一个艰苦又偏远的沙漠的。而且,如果以色列人都这么想,我估计法国承包商们恐怕更要因此激动得中风。因此,我向他们保证,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工业生产设施,还要建一个社区——实际上,我们要在比尔谢巴建起一个完全独立的郊区,拥有高品质生活所需的一切:好的学校、现代化的医院、购物广场——甚至还有一个发廊。

经过些许挣扎之后,这些家庭决定信任我,于是工作开始了。学生们启程奔赴法国学习核工程——我也作为同伴而非领导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无可否认,化学和核物理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学科,而我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但我认为,对核项目背后的科学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至关重要。在之前的工作中,我渐渐明白,除了清晰的远见和战略,真正的领导需要拥有复杂的知识——也就是把握任务的每一方面微小细节的能力。如果我要领导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我就有责任去了解我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因此,和这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一起,我夜以继日地学习原子粒子和核能以及利用核能的流程。

资金和科学家已经到位,剩下的工作是把和法国的伙伴关系正式化。我们之间已签署了一份初步协议,大致列出了我们的意图,但一些细节有待讨论。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我飞往法国开始为此事做安排。

在我到达时,布尔日-莫努利刚上任总理。居里·穆勒的政府已在六月垮台。对以色列而言,时机很是巧合。尽管穆勒一直是位慷慨和可靠的伙伴,我却和布尔日-莫努利发展成特别亲密的朋友。他的幽默感可能是冷酷和愤世嫉俗的,但事实上,他和我一样,是个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者,而且他一直用一种发自本能的责任感对待以色列。他对犹太国家的支持来自他的灵魂深处,而且,我感觉我可以向他提任何要求。

我们曾一起完成过其他一些协议,这些协议对两国之间合作的方式给出了大致轮廓。莫努利一直对我们支持有加,但当时已是外交部部长的皮诺对协议中一些言辞表示出疑虑。在正常情况下,我确信皮诺和我可以找到共同的理由和语言,然后他的疑虑也会通过妥协轻易地得到解决。但正当我们处理皮诺所反对的一些内容实质时,刚成立不久的布尔日-莫努利的政府开始土崩瓦解。这对以色列简直就是一场危机。我们需要在两人仍然大权在握时获得他们的支持。

 

得知法国议会准备对布尔日-莫努利举行不信任投票,身处以色列的我,立即动身前往巴黎。我到达时,事态已经明朗,政府将在第二天晚上倒台。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劝说皮诺同意提出的协议,并且必须获得两人的签名,然后结束危机、拯救这一计划。我蓦然发现,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大的戏剧性事件,而我则成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我首先从皮诺入手。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显然一直在等我。在热情地问候我之后,他毫不拖延地告诉我,自己所剩时间不多,而且他坚决反对协议的措辞。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协议的内容会被公开。我恳请他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来说服他。出于对我俩长久友谊的尊敬,他同意了。

我尽可能详尽地做了回应。我推心置腹地谈到我为自己国家感到的真正的痛苦。我想让他理解他手中握有的权力,以及无论他如何决定会带来的后果。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历史即悬于这一时刻。

最后,他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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