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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战争 数据在全球市场的使用与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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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战争 数据在全球市场的使用与滥用

本书作者:【英】洛伦佐•费尔拉蒙蒂 (作者)

本书读后感· · · · · ·

虽然数据对于人类发展十分重要,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它会不知不觉地降低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最终将我们带向错误的方向。数据被用来加强市场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控制,同时为数据的控制者提供了巨大的权力。信用评级、气候变化、碳排放、生态系统价格评估、援助效力评价、国家治理等领域,数据被设计用于抹杀现实,它们是控制的工具。大数据的使用与滥用,渗透到社会、经济等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

我的学习笔记

棒球运动中数据的力量为2003年的畅销书《魔球:逆境中制胜的智慧》提供了叙事线索,这本书后来还被改编成了一部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好莱坞电影。 P20

但是,当其他队伍亦步亦趋,雇佣最好的统计人员,比财力不足的竞争对手出更高的价,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反而因为它的成功成了受害者。 P21

大数据战争 数据在全球市场的使用与滥用 科技电子书 第1张该章通过详细说明信用评级如何被纳入国家与国际政策,发现将评级纳入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治理领域会导致金融市场中某些部分的强化,损害民主的问责制度。 P22

本书并不否认数据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P23

在其他一些领域,比方说生态治理,各种声称要保护环境的审计员将对自然界进行货币化。 P24

毕达哥拉斯也启发了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数学与一般抽象思维(包括逻辑)不但可以充当近代意义中的哲学基础,而且可以充当科学与伦理学命题的基础。 P26

由此,这些统计数据才得以影响我们的决定,以及我们如何统治作为一个集体的我们自己。 P27

研究表明,诸如世界经济论坛所产生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已经加强了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这些做法逐渐将政府的角色从公共利益推动者变为了市场扩张的支持者。 P28

如果他们的代表份额是受这条规章管理的,他们就会有兴趣多报人口。 P29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计算被系统性地整合到公共决策中,从而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P30

作为统计学的基石,它们“诞生于实用的艺术中”。 P31

对于摸到象鼻子的人来说,他认为这是一条蛇。 P32

事实上,“统计数据不仅仅用来做出许多解释,它们其实也包含着这些解释。 P33

2001年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由一个大的两党联盟推动,可以说真正改善了美国公立学校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的方式。 P34

在美国人对政府“经常性不信任”的政治背景下,统计分析的拥护者在各个领域都引入了这些工具,包括从社会福利项目的评估,到监狱的运作,等等。 P38

用德国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t Gigerenzer)和他的同事们——《机遇帝国:概率如何改变了科学和日常生活》一书作者的话来说,专家的权威性因为统计和计量经济计算结合到公共决策中,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事实上,数据的爆炸创造了一种新的专家,他们的主张更多依靠信息与形式技术,而不是具体的经验或个人判断。 P39

虽然审计爆炸发展是以问责的名义发生的,“给出账目看起来却像是一种避免问责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数据扼杀了政治讨论和社会讨论,意图提供不容置疑的事实。 P40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是《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这部金融危机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的作者。 P41

两位知名学者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还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侥幸没被发现呢?他们怎么发表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中呢?要知道,NBER可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济智库,因包括了2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引以为傲,但却没有人注意到论文中错误的平均值计算。 P42

我会给自己泡一壶茶,将电脑放在桌上,从包里拿出便笺,用钢笔写下我将要完成的一整套研究项目和成果……后来,我开始输入我臆想的数据,一行一行、一列一列……3、4、6、7、8、4、5、3、5、6、7、8、5、4、3、3、2。 P43

用吉仁泽和他同事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已经意识到数据能够用来证明什么,“那是因为他们经常做了(错误的)证明”。 P44

但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这种信息是新闻的原始材料。 P45

正如历史学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M.康韦(Erik M.Conway)在医学和环境研究领域对反对科学的力量进行分析时所表明的那样,媒体已经成为对虚假数据心满意足的支持者,毕竟新闻记者们总是将统计数据视为一种无可争议的证据。 P46

媒体每天都会根据股票市场活动的平均值和估计值,为我们提供股票行情表和时间序列。 P47

韦伯将数据的力量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主张联系在了一起。 P48

价格已经成为价值最有力的标示。 P49

没有干净的土壤、水、空气和其他重要的天然过程,农业生产是无法进行的。 P50

大数据战争 数据在全球市场的使用与滥用 科技电子书 第2张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先驱,他率先将价格综合理论发展成为各种指标,也就是信息带来的信号。 P51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承认,“定价模型的发现曾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个模型奠定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P52

因此,价格的普适性导致了市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惯例上与利润相关的传统市场界限。 P53

这正表明了从社会科学发展而来的分析技术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P54

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P55

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的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形。 P56

由于惠誉主要在专业市场运作,穆迪和标准普尔在全球评级部门有效地形成了双头垄断。 P58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历史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美国公司数量和规模都在增长,尤其是那些建设长途铁路的公司。 P59

20世纪初,信用评级机构开始在美国金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P60

1975年,负责监督美国金融市场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证券经纪人以高评级的资产来达到资本要求,使这些机构的定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P61

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系列发展。 P62

在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人们对几十年来实行的评级制进行了调查,其中显示,有诸多因素都会导致评级的缺陷和可疑,包括“市场份额的驱动力、投资银行在提高评级上的压力、不准确的评级模型以及评级和监督资源的不足”。 P63

他们会采访知情者、内部人士和其他所谓的专家。 P64

信用评级机构自身则避开了关于声誉的论争。 P65

信用评级机构有权力改变资本的流向,这超越了“单一交易的个人主义认知行为”。 P66

从本质上来说,信用评级机构旨在实现两个主要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却往往是互相排斥的:获得最高的利润和客观评价客户,而对客户的评价又反过来决定了机构能获得的利润。 P67

该事件后,欧盟要求为评级机构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P68

从那以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对这些证券进行评级的收费就达到了普通债券评级的三倍之多。 P70

这会帮助政府在全球面前呈现出透明且负责任的投资伙伴形象。 P71

《巴塞尔协议Ⅱ》(于2004年制定)特别规定了一项国际标准,以控制投资银行为了防范各种金融和运营风险所需要具有的资本量。 P72

同年,欧盟重新修订了《资本充足指引》的规定,重新确立了信贷机构的作用,同时阐明了投资公司在高评级产品交易中的义务。 P73

因此,政府不仅给予了评级“法律效力”,还建立了它在国家政治策略上的发言权。 P74

这表明,在评估欧洲状况时,市场可能会存在一些偏见,毕竟欧洲人会比其他人更了解欧洲。 P75

此后,在2012年7月,穆迪瞄准了欧洲强国德国,出手将其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了负面。 P76

评级降低是对国家债务风险提高的正式承认,风险高就要通过提高回报率来弥补。 P77

当考察市场的运作方式时,相比实证分析,金融参与者显然会更容易受到他们对其他市场参与者反应期望的影响。 P79

例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评级机构总在拖延而非主导事件,在关键阶段的过度反应加剧了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趋势,从而延长了危机周期。 P80

但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有大量AAA评级证券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些证券公司甚至彻底破产了。 P81

正如彭博社指出的那样,公共机构已经采取了许多方法试图摆脱近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现象。 P82

尽管奈特和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上持相反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中恒定的东西,它提供了人们获取利润的机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市场面临着亏损的可能性。 P83

最后,可能有人会认为信用评级机构仅仅是社会用来处理难以忍受的不确定性的产品。 P84

在这些领域,数据为气候科学家和所谓的怀疑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提供了武器,最终,通过采用基于狭义的成本和收益概念的政策来回报市场力量。 P8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行业的策略就是在达成科学共识的领域(著名的例子是对癌症和吸烟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发争议并制造疑虑。 P88

弗雷德·辛格曾为埃克森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P89

虽然怀疑论者的观点已经被科学界无数次地反驳过,但他们最重要的(也是最持久的)成功就是对功利主义推理的普及,这是处理环境治理决策的最好方式。 P90

成本效益分析存在许多概念性的和方法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会导致在运用分析时,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和无尽的争议。 P91

他承认他之前的评论文章可能有些错误,但从谨慎的想法考虑:“我们低估了风险……低估了气温上升带来的破坏……以及温度升高的可能性”。 P92

辛格建议采取基于市场的可转让排放额度制度,政府只需要设置最高限额(如今我们称之为“上限”),然后将这些权利出售给公司,公司就会通过使用或交易这项权利来取得经济收益。 P93

2007年,IPCC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时是积极改善全球变暖危机的行动者之一。 P94

几乎是一夜之间,琼斯本来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全球性的丑闻压垮了。 P95

当皇家气象学会要求所有期刊作者公布数据时,他们对其展开了投诉。 P96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雷蒙德·布拉德利(Raymond Bradley)和马尔科姆·休斯(Malcolm Hughes)三人于1998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全球温度模式的论文。 P97

麦金太尔和麦基特里克写了大量论文质疑曲棍球杆曲线和“20世纪地球历经了惊人高温”结论的正确性,因为“气候门”事件的发生,他们更觉得自己的质疑是有据可循的。 P98

例如,IPCC被指责在第四次报告中隐去了关键章节。 P99

在看似对主流科学研究结果的协同攻击中,SPPI发起了一系列诽谤运动,包括公开呼吁打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和逮捕阿尔·戈尔。 P100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CCC)是从“气候门”争议中获利最大的智库之一。 P101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创始人认为,该组织通过倡导“对环境处理的经济手段”来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循证思考。 P102

恰恰相反,气候变化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经济福祉。 P103

其盈利活动的基础是虚无的、欺诈性的,他们将被控告、起诉,因欺骗而入狱,他们赚的钱将以洗钱之名被没收。 P104

最普遍的区别在“限额与交易”和“基线与信用”之间。 P105

尽管排放交易计划有一定的优点,但它已经演变成了不稳定且具有潜在危险的机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过了其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假定的优势。 P106

“绿色和平”环境保护组织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称为“污染者的印钞许可证”,认为依靠对未来的排放量估测(这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行业夸大)会导致免费发放排放权,而企业之后会将权力转让以获得利益。 P107

2004年,英国贸易和工业大臣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已经写信给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对欧盟成员国建立和管理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式进行申诉。 P108

所有分析师都认为,在这种价位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实际上阻碍了对替代能源的投资,使投资者对于“高污染”行业的支持更加有利可图。 P109

从那时起,政府才开始要求进行彻底调查。 P110

清理我们的生态足迹从未如此简单而便宜。 P111

虽然广泛的共识是种植树木有助于减排,但从中长期来看,森林衰退和火灾发生将导致更多的排放物重新进入大气,从而抵消了设想的补偿效益。 P112

它们也需要在整个管理结构中提倡公正性“文化”,并在网站上宣传其政策。 P113

2010年,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评估人员对发展中国家900多个补偿项目的评估工作并没有改进。 P114

强大的公司利益影响游戏规则的能力是社会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公共利益团体还是非政府组织。 P116

对于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来说,在资金和声望方面他们已经获得了回报。 P117

成本效益分析和基于市场的方法手段现在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奠基支柱;贴现是公认的边际效用货币化方法;碳交易被广泛认为是对气候变化最具成本效益的回应。 P118

尽管经济推理倾向于对所有成本做平等分配,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P119

这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干扰,它会导致世界陷入市场霸权和生态崩溃的恶性循环。 P120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1973年“事物唯一的共同衡量标准是金钱。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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