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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时空写给未来世界的简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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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时空(从地理的角度阐述地球的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上天、入地、下海带你认识“人类世界”)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克兰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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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讲看似在讲地理学而实际又不全是地理学的小册子。作者主要通过地球、水、城市、地图等六个方面来给我们讲述地理学与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 “人地和谐”一直是地理学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既能够了解到与地理学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同时又能够了解到如今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及如何用地理学的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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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的詹姆斯·布劳特及其在肖陶扩山和顿河从事心理地理学研究工作的同事,将“类地图模型”定义为一种可以为不识字人群或幼儿建立和使用的描述性工具。这一工具的抽象之处在于,它是真实景观的精简——或许是扭曲的版本。他们的研究表明,“各地的儿童,可能从四岁生日开始就可以处理‘类地图模型’”,这之前有一段自出生就开始的“地图预备”能力塑造时期。

地理的时空写给未来世界的简明指南“类地图模型”不仅是我们性格形成时期的空间工具,也是各种文化的普遍概念,是各种文化共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正如语言的使用一样,工具、住所和食物都可以看作普遍概念,幼儿对类地图模型的使用在各个大洲都有纪录;使用类地图模型的能力是我们所有人内心地理学家形成的开始。

当我穿越欧洲分水岭的最高点和山口时,我对自身认知地理的创造和加工能力就是对空间需求的回应:不然我就会迷路。我当时走过的景观是“宏观环境”或者说“地理空间”。这些景观对我来说太大了,我无法从任意一个角度看一眼就能领会,它们也完全不同于我会在露营或舒适休息过程中遇到的实物级别的“微观环境”;露营或休息中我能快速熟悉岩石、树木或溪流这样的显著地理特征,并绘制意境地图。然而,宏观环境非常大,我们能整体观察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其想象为一个模型。早在能人(Homo habilis)开始在干燥的大草原上寻找美味的动物尸体时,人类就已经这样做了。正如布劳特等提出的那样,“绘制地图或构建类地图模型,是几乎所有文化中所有人用来成功应付宏观环境的策略中基本而必要的一部分”。

 

从很早很小开始,人类就一直是地理的人。“与地理有关,这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萨克教授在《人类地理》(Homo Geographicus)这本书中写道,“我们没有必要去意识到这一点。”

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我们内心的地理学家就在表达自我了。尽管我们无从确切知晓史前“岩石艺术”中的很多线条和图形是什么意思,但它们的位置——位于岩石或骨头上——是对“地点”的解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线条和图形都与地理有关。潜藏在法国肖维岩洞阴暗隐蔽处的洞熊、猛犸象和犀牛是曾失去的生态系统留下的痕迹,而景观早已没了踪影。它们向我们提示着30 000年前的生物地理学,即生命形态的分布。同样,岩壁上的人像画或者类似于人像的画作说明了当时的人和地方之间曾存在的关系。岩石艺术可以看作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表达。

“恋地情结”这个词是地理学家段义孚1974年在构建一个框架来讨论人们发展“对地方热爱”的各种方式时提出的。对段义孚来说,地方可以针对个人进行调整缩放,小到一座房子,大到整个地球。地方是一种“关照场域”,是包含在归属感和价值内的一个概念。他总结说,“地理提供了恋地情结的内容”。培养这些空间情感也是有实际理由的。

在写作发展起来之前,景观就是记忆。

几千年来,空间敏感的人类认为,在某个特定环境中习得的知识,在同样的环境中能得到最好的回忆。尽管20世纪3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做出了努力,“依赖环境的记忆”仍缺乏实证性证据。然而,1975年,斯特林大学的邓肯·戈登和艾伦·巴德利在《英国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展示了他们此前在水下和陆上两种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的实验结果。结果显示,当恢复最初学习的环境时,受验者就能更好地进行回忆。简而言之,在熟悉的地方,人的记忆能力会提升。

“依赖环境的记忆”的诸多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发展了深深的恋地情结。早在我们一年到头生活在固定住所之前,对地方的这种眷恋可能就已经存在了。成群的狩猎采集者曾使用岩石、树木、河流等地标来“上传”信息以供日后“检索”。有关生死的记录、食物和水源的地点、部落或家族区域的界线等都储存在大脑中,不过都是通过与景观的联系来进行检索的。这些存储体很可能也曾是人类叙述的宝库——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蒂利曾于1994年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探究。

如果故事与经常性重复的空间活动相关联,两者就开始相互支撑。当一个故事开始沉淀到景观中来时,这个故事和地方就辩证地帮助构建和重现彼此。地方有助于重现与自身相关的故事;由于在故事中的情节,地方仅仅以指定的场所形式存在。

蒂利在几年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示,地方本可以成为检索信息的合适地点,比如英国西南部博德明荒原引人入胜的花岗岩突岩。蒂利指出,“未驯化的‘巨石’或石碑受到自然力的雕刻,通过故事、神话和具有宇宙意义的事件等形式,在中石器时代的想象下充满了文化意义”。我在上文提到的巨大的奥克托克斯漂砾,深深根植于黑脚部落的传说中。最近,这块漂砾英国化的名字——大岩石(Big Rock)被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家酿酒厂采用。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认为:我们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比城市化的智人更了解自然界。岩石艺术是一个综合完整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观赏者成了参与者,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基岩的表面、裂缝和凸起往往会成为组成物整体的一部分。通过触摸这些岩石,观赏者被带入了这个精神世界的物理实体中。景观、精神存在和艺术家这三者融为一体。

研究者曾建议,“消费”这些岩画需要意识状态的改变,或许还需要通感,以及人画合一的移情。在现代机械方面,这可能就是指在虚拟现实地理中使用一些具体化的图符。

我们接触史前祖先地理最好的方式就是观察生存延续到现代的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对南非德拉肯斯堡山下游猎的桑人(San of Nomans-land)以及其他民族来说,有不止一个世界。与人类世界相连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里面住着圣灵和神仙。双向沟通也是可能的,这种沟通常常通过水坑来进行;水坑一般是疆土、由主要地标来划分的自然资源区等概念的焦点。桑人非常关注雨水,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岩画中常常会出现“招雨动物”,萨满(shaman)须把这些动物引诱到水坑附近。游猎族在有些地方的绘画也融入了一些社会地理学成分,在那里,可能曾“拥有”这个场所的强大“效力所有者”的画像也控制着图像的创造与使用。

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北部边缘,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连通世界,一般认为这里的萨米(Sámi)岩石艺术遗址可以追溯到4 000多年前。萨米人狩猎、捕鱼、采集,他们相信,万事万物——包括石头和树木——都是有生命的,所有生命的起源都是地球母亲玛塔拉卡(Máttaráhkká)。特殊的地形特征都是有意义的:高山可能是祖先的家园;湍流、洞穴、深谷和山峰可能是通往其他世界的入口。他们认为,没有流入流出的小湖泊存在水下入口,能通往冥界。玛塔拉卡居住在现瑞典萨勒克国家公园边缘的圣山阿卡(Áhkká)上,这是由一系列山峰和几乎相当数目的冰川组成的山峦。在萨米艺术遗址,岩石表面本身就是神圣的,也是画像的一部分——比如它的方位和地址。

萨米人的世界有三层,人界在中层,位于上界和冥界的中间。三个层次由世界之树或者说世界之柱连接。瑞典考古学家因加·玛丽亚·马尔克和剑桥地理学家蒂姆·贝利斯·史密斯从地理的角度描绘了这张三界之图(见图4.1),温暖、白色的南方上界包括太阳、圣山和玛塔拉卡;中间红色的人类世界包括圣泉、熊的仪式和一群线条画人物;寒冷、黑色的北方冥界则居住着水獭、潜鸟、海豹和神话中的驯鹿。桑人和萨米人这种想象中的地理是包括反馈回路的连通精神体系,如果这种联系被打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图4.1 萨米人的世界观

地理学方面的想象也印证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据该史诗的记录,乌鲁克(Uruk)不走运的国王长途跋涉到地球的尽头,寻求永生的奥秘。受召唤来打击可怕的洪巴巴(Humbaba)的13种“强大风”读起来就像气象清单:“南风、北风、东风、西风,疾风、逆风、台风、飓风、暴风,魔鬼风、霜风、狂风、龙卷风。”这些是史诗中的苏美尔人知道的气象现象,是人们认识的地理力量。同时,这也是各种地理极端之间的旅程:乌鲁克城有宏伟的砖城墙、“七重城门”和伊什塔尔神庙,洪巴巴如山般的“雪松林”是文明而安全的乌鲁克城在荒野里的遥远对照物。3 000年前,“乌鲁克-城市广场”是诗人可以追忆过往、编写故事的地方,而远处则是旅行的空间:向北通往雪松林和林里心理变态的怪兽洪巴巴;向西则通往死亡。与萨米人和桑人一样,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也生活在一个超自然的连通世界中。乌鲁克城的三个守护神是天神安奴、水神伊亚和掌管地球上男人事物和本庙众神的恩利勒。

地理从想象向实体的转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的中国。据传,当时一个叫禹的神秘圣君治理好了中国腹地泛滥的洪水,从而创建了一个农业超级大国,并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现代并没有关于禹的记叙,禹也未出现在碑铭或甲骨文中。大禹的英雄事迹的主要来源就是《禹贡》,此文可在中国最古老、完整的经典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尚书》中找到。

《禹贡》中有关于地理的描述。古代中国人的居住区域都在“四海之内”,而国都则占据着同心圆的中心:这是一组人文地理学,帝都周围是甸服;甸服以外是侯服,包括卿大夫采邑、小封国以及诸侯封地等。侯服以外是绥服,通过“揆文教”“奋武卫”推行中国文化的王畿外围疆域。绥服以外是服从天子的夷人和“承受轻微流放”的犯人所在之地。最外围是荒服,是蛮人和“承受重点流放”的犯人所在之地(见图4.2)。(《禹贡》中一层层的五服分区与20世纪20年代为美国城市所创建的同心圆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

《禹贡》通过描述被山脉和河流等地形特征分成的九州记录了自然地理,同时还命名了五大政治区划、逾35条河流及河道,以及45座山地丘陵。此外,《禹贡》还明确了形成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地理特征。几千年来,沉积物在华中北部地区堆积,形成了面积约620 000平方千米的广袤高原。今天我们称这种沉积物为黄土。这种细腻、质地疏松的沉积物矿物养分含量很高,经证明非常适于农耕。在有些地方,黄土的深度达150米以上。《禹贡》中将运动的黄土称为“流沙”。易泛滥的澎湃大“河”流过黄土,由于其河流所带来的大量浅色沉积物,后来“河”被称为“黄河”。

正是由于大禹治理中国黄泛区洪水的努力,使他有了传奇般的地位。在天子派来的大量劳工的帮助之下,大禹伐林开道、疏通大河水道、开沟引流、修筑河堤、排干沼泽,并将其他河流变为湖泊:

 

图4.2 《禹贡》中的五服

资料来源:清《钦定书经图说》

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

《禹贡》通篇中大禹都在辛苦劳作:排水、筑堤、疏通河道、播种粮食。筑堤渭水和泗水,两河都在原来的河道内流淌;莱夷学会了耕种和放牧;蒙山、羽山一带已经可以种植了;彭蠡汇成了湖泊,成了鸿雁南归时的栖息之地;三危山已经可以居住: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

后来,人们认为大禹是“治水英雄”和夏朝的建立者。然而,“治水英雄”和已知的洪水事件之间到底有没有确切联系?

2016年,中国的一个科研团队致力于寻求大禹的治水努力和地震所致滑坡堰塞坝的坍塌引起的灾难性洪灾两者之间的联系。当时任职于中国地震局的地质学家吴庆龙曾在率团队做一项关于黄河的研究时,偶然发现了积石峡上古时代一条河流的沉积物。吴庆龙和团队得出结论认为,一场滑坡堵塞了积石峡,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后来堰塞湖溃决,导致11~16立方千米的湖水外泄。团队在论文中称,外泄的湖水量非常大,洪水“可能很容易就下泄了2 000多千米”。该团队认为,积石峡洪灾的时间为公元前1900年前后,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时期,而下游2 500千米的二里头文化正在用宫殿建筑和冶铸作坊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对吴庆龙和其同行来说,这说明“对极端自然灾害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回应,而这样的灾难影响着许多居住在黄河沿岸的群体”。

吴庆龙的论文引发了很多争议,目前,大禹与记载中的洪水以及夏朝建立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禹贡》也实现了自身的生命力。2 000多年来,《禹贡》在中国一直颇受尊崇,并于1865年由传教士、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译成英文。理雅各是苏格兰的马可·波罗,他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将中国古代典籍带给西方。20世纪50年代,伟大的汉学家李约瑟在其多卷本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1]出版于1959年的一卷中,称赞《禹贡》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自然地理概论”。1984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地理学会致力于将《禹贡》打造为中国的“第一部地理志”。

且不论禹在治水工程方面的非凡能力,我们能从写于禹治水行程之后1 000多年的《禹贡》中得到的,是从想象、神话和传说中得到的一份从诸多方面记录地理的文稿,涵盖物理、人文等方面,并折射出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的联系。每一种文化背后都是对人、地方和环境的理解。从《禹贡》的字里行间,很难不将禹看作世界上首位有记载的地理学家。在中国,人们称禹为“大禹”。或许,我们应该称禹为“大地理学家”。

[1]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即《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原著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出版第一卷,1956年出版第二卷,1959年出版第三卷,至1971年出齐第四卷三个分册,其后第五、六、七卷各分册陆续出版,迄今已出版24册。目前,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已联合出版第一卷、第二卷、第四卷,以及第五、六卷各分册的计13册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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