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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的荷包: 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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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云妍 / [美] 陈志武 / 林展

从年羹尧倒台、曹雪芹家倒台、甘肃冒赈案、文字狱、和绅倒台等抄家事件中得出的数据,外加盛宣怀家分遗产的数据。分析的主要是在政治风险(皇上抄家)下清朝官员的理财选择,尤其是地产、广义金融资产、实物资产间的配比。两个我觉得有趣的细节:1、名儒齐召南与盐商有私交,乾隆不悦,令人查齐召南有没有借贷给盐商。说明文人理财是不光彩的。2、清朝官、商的灰色资产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清代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一直很小。

以上是读后感,我的学习笔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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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的荷包: 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年羹尧、和珅、李侍尧、盛宣怀从抄家档案、民间资料,洞察时代变迁看清代人如何理财)

雍正四年七月,雍正皇帝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自辩上谕,对于抄家他给出的解释是,“从前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不足以蔽其辜……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员,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其意在表明抄家乃出自公义。 P40

由以上可知,赵昌长期供职于内廷,且一直侍奉在康熙皇帝身边。 P41

官绅的荷包: 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历史电子书 第1张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长期以来是我们坚定甚至可以说是先皇身边得力的助手。 P42

目前关于赵昌的研究还发现,他与天主教神父、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P.Joannes Mourao)关系不错,后者长期担任康熙的翻译,且为皇九子胤禟之亲信,而胤禟乃雍正的政敌,正遭雍正忌恨。 P43

但李煦这份清单,不仅巨细无遗地记录了每项资产、每种物品的数量,并且还照当时价格分别进行了“折银”,从财产登记的角度可谓清代造册的一个十足“范本”,从家产研究的角度也可以作为估算同期其他案例的参考依据。 P52

李煦被抄后,年羹尧除被雍正赏赐其京城住宅,还以折价购买的方式继承了宅内贵重财物[29],这批财物因今日保留的“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可知约值1631两。 P79

其二是年羹尧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运送京城的财物。 P80

雍正三年(1725)陕西巡抚图理琛的奏折还显示出,尚有由西安运往其他目的地的资产:据访问得,将现查获年羹尧财物、家口,相继发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扬州、四川成都等地时,从西安雇乘骑、驮载驴、驮轿驴一千八百余条。 P81

当然可以讲,年羹尧与宋致在地位权势和财富聚积能力上不是一个级别,但至少可以认为年羹尧存贮在保定、定州的财物价值不会低于这一数目。 P82

我在安图家当铺内当差,于康熙六十年五六月间,安图叫我到家里,同我一家人偏头、张自印、张信四人,在住房院内六间房的南边堂屋里刨过埋藏的一窖银子,约有四五十万两。 P101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家财八百万”未写明到底是银两还是财产所值,但托交给安尚仁的一百万两却明确写着“银”。 P102

其作何晓谕、劝诫、禁止之处,着九卿会议具奏。 P103

江老格,正黄旗满洲都统公葛尔萨佐领下原护军巴三泰家人,开槟榔铺生理,曾从安图入官倒坏的房子空院内走过时在土内拾得半锭银锞,说与陈顺,二人一拍即合,议定偷刨事。 P104

第一次刨分得银820两,第二次金34锭,通共得过银3440两。 P105

乾隆四年,护军法侃、阿克敦受太医院医士齐殿玺指使,前来商议由齐家出资、赫与法家兄弟联名认买,好将院内埋藏银两刨出分用。 P106

陈顺两三年内陆续花费了1800两有零(22.8%)——平均每年大概600两,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因为照清代标准,全年有十几两银便可以维持基本生活[43]。 P107

江苏官员在查抄家产时将其中的贵重物品拣选出来,解送京城,故今清宫内务府奏销档案中留有这批金银和物品的名目清单。 P121

只能参照雍正元年李煦的在京家产记录(李煦情形与李侍尧类同,皆家居讲究、用度奢华),并略做增估(时隔已近六十年),粗推2000两(李煦在京家产财物当时折银合计1631两)。 P148

据佘国观之侄佘城、佘玥供:我们在琉璃厂开图书铺,我叔叔佘国观原任云南武定州巡检,于三十六年因病告退,常替原任巡抚裴宗锡办贡物,今于本年四月十四日,我叔叔差人带来玉器二盒共大小十五件,家信内说是代裴大人买留之物,叫我们送与他女婿中书方维甸处交收,因此我们送去的,至于我叔叔处有无另存别物,我实不知道。 P158

内扣解赔米价银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四两零,又应完减半养廉银二百七十一两零外,下余银七百二十六两零,并同查存衣饰等物仍行存贮候抵滇省亏空等请具详前来。 P159

不过,因已知房共2所(计107间)和地280余亩,根据山西房地平均价格,可以推估各自价值约数(见表5-2)。 P160

王亶望见报捐的银子甚多,又见各州县年年俱有报灾,或多或少是没有凭据的,遂授意于我,叫我酌定各州县报灾分数,开单发给各州县,令其俱按照单内所开灾分报来,凡系王亶望意中之人,便少开灾分,到散的时即将监粮作为开销,所以报灾多者报捐亦多,报灾少者报捐亦少,原想借此便可以要属员的银子。 P219

这批器物在交付谭光谱之时已“写立清册”,将所有物品精心分组编号登记。 P281

据申大年供:自己原在福建邵武为官,后因病勒休,顺道来湖北就医,陈辉祖念其“贫乏难归”,就近为其置办产业,救济其生活。 P282

有如许之累积,恐怕也是乾隆最后要判他死罪的原因之一。 P285

不过,八亿两之说一直甚为流行,如20世纪初《清朝野史大观》:其家产先后抄出,值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款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 P307

官绅的荷包: 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历史电子书 第2张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八亿两这一数字提出质疑,如冯佐哲认为和珅所有家产加起来总和不会超过二千万两白银,“除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文物古玩外,其他财产是不会达到上亿两白银的”。 P308

[8]观诸版本之记载,内容和形制极为相近,很像是原来同一份清单的不同抄本。 P309

既然是传抄,且并非源出自权威档案,其过程中很可能存在任意更改和夸大其词(如“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计平均每座本银四十万两,在当时实在是不可能的);民国时期学者邓之诚即认为“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出于当时民间小抄,实不足据”。 P310

1757年查抄原山西布政使蒋洲家产,根据文献记载,刑部曾“行文山西、江南将蒋洲任所原籍所有资财一并查封”[6],但目前的资料只发现了其山东任所的资财清单,原籍部分始终未见。 P379

从这种案例资料中一方面能够产生出可靠的一手数据,另一方面还提示出价值信息(比如可推知当地田亩价格),从而能为其他家产案例的估价提供参考。 P381

高积家产中唯有财物部分记载不够详尽,资料中提到三山会馆收贮有高积“家存什物”,据看守会馆人供“统计铜锡瓷木各器并零星什物共四千二百三十七件”[35],如照每件0.3两粗估[36],价值约1271两;另外还提到曾托人看买玉器古董,“玉铜瓷器十六件,用过价银五千两零三分”,“姐夫魏懋家寄存书二十余部、画二十余轴”(估为36两,见表12-2备注及说明)。 P395

官绅的荷包: 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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