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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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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本书作者:杉山正明 (作者), 周俊宇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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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正明在学术界是厉害的,可是我不喜欢这本书……信息太过碎片化了,更像是杉山先生的课堂问答纪实,让人理不清体系和脉络。豆瓣上有很长的书评,写得很专业,对这本书的评价和很高。但是我确实是不喜欢,这可能跟我个人读历史类题材的书的习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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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汗国是中华王朝吗?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终究存在独特的偏向与局限。因此在处理牵涉蒙古的汉文文献时,需要格外的细心,甚至时而需要某种类似“嗅觉”的灵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这一点,过去都没有被注意到。或者说,有时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过偏向“中华主义”,干脆将眼光从现实移开,而未原原本本地将事态作为事态来接受。

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本土本来就有中国史范畴中的人群历史生生不息,这自不待言。“作为民众史的中国史”相当重要,不管怎么重视都不嫌多。

不如说,长久以来在大多数描述中忽必烈政权的图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国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两可的奇妙状态。有关“想当然的中国史”的几个面向,几乎皆未加以回顾。那在研究上是极大的问题点,是今后务必要加以解决的课题。不过,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政权宛如中华王朝的观点,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忽必烈政权与蒙古帝国而言,中国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此外,从忽必烈政权国家机构的面向来看,中华帝国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国本土的行政组织,在位于中下层级的位置才较为明显。但是,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其他区域姑且不论,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不得不说中华色彩极淡。这些事实只要能不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加以审视的话,就自然可以见得。

在这里所谈论的是有关国家与政权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第二次创业

对于忽必烈来说,作为一个草原帝国的蒙古联盟及根源于此的军事力是权力的根源,还是得将此放在这个国家构想的根本位置来思考才行。

但是,只有这个是不行的。虽以武力取得了帝国霸权,但旭烈兀、别儿哥(Berke)、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西方三巨头相继死去,使得“统一的库力台”瓦解。要以武力来压制帝国的各个角落,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远在欧亚西北的钦察汗国等,原来是支持蒙哥—阿里不哥阵线的。一二六五年,原想趁着旭烈兀骤逝而南侵的别儿哥,在与迎击的旭烈兀后继者阿八哈(Abaqa)的对阵中离开人世。

在稍早之前,别儿哥已经同意参加统一库力台大会。但那是以旭烈兀需同时参加为条件才勉为其难的承诺,绝非欢喜甘愿的承诺。

对忽必烈而言,要令全蒙古,包括这些在内心深处反对他的势力在内,确实且持续地认同、接受忽必烈政权,还需要一些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要迫其承认,还需要一股力量。

那就是财富。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给蒙古共同体的人们带来安宁与繁荣,才能被认定是唯一绝对的权力者。只要创造一个持续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财富即可。如此一来,所有的蒙古成员都会继续将忽必烈及其血脉的权力,作为蒙古大可汗来拥护。

回过头来说,蒙古对于属领的态度,一直到蒙哥时代为止,说到底皆非统治而是掠夺。但是,那在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可以管理财富,然后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要从统治进展到经营才行。

财富的源泉就是巨大的属领,特别是有欧亚大陆上最多财富与人口的中国。要言之,“中华的经济力”是国家构想的第二根支柱。

因此,首先必须将中国全境收入囊中。接着,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联结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这两个异质世界的新国家形态与结构。那可以说是军事与经济的共生,也可以说是草原与都市的复合。

只不过,只是单纯将两个世界、两个要素衔接,也是不行的。若是要以草原世界为骨,以中华世界为肉,那么还需要给予其生机的循环血液才行。这里说的血液,就是物流、通商。

那么,担当此一工作的又会是谁呢?那不外乎就是已经与蒙古联结,并掌握内陆通商的穆斯林商业势力。忽必烈要做的是,更系统化地将他们较过往更多地吸纳到国家机构之内,使他们在政治权力与行政组织之下彼此密切相关且一体化。借由国家权力从流通面来诱导以形成巨大、多样社会的形式,更进一步促进有机化与产业化。也就是说,忽必烈国家构想的第三根支柱,就是“穆斯林的商业力”。

在此,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忽必烈政权一方面将草原军事力的优势作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另一方面又部分地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模式,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根源来管理。然后,再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

当然,将草原与中华组合在一起的军事、政治体制是必要的,成为政治权力与物流系统枢纽的巨大都市是必要的,将此一巨大城市作为起始点的交通、运输和移动的网状组织也是必要的。

在其上,大可汗要居于统筹所有构成要素的关键地位,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的要点,对物流、通商课税以使国家财政充实。将这些收入以赏赐形式分配给蒙古人,使之成为维持蒙古联合体的支柱。此一赏赐的大部分恐怕再度透过穆斯林商业资本,投入物流、通商活动,在蒙古全境进一步带来经济活动活性化。这就是忽必烈构想的蓝图。

如此一来,蒙古国家本身及其属领,就算再怎么以各种层次的分权势力来细分而成为马赛克状,物流与通商皆能超越这种分有体制。接着,掌握财富根源与流通系统的大可汗,成为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的所有者,超越帝国的分立。那就是忽必烈及其策士所构想的大统合计划。如果说成吉思汗建国是第一次创业,那么这次根本性的改变,正可以被称作第二次创业。

在此必须要加以关注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似乎是在政权确立还不明的阶段就开始思考这个构想的。而且,几乎是在怀抱此一构想的起初,就将其与海上的联系也一并考虑进来。

换句话说,忽必烈与其侧近策士,构思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甚至是与海洋世界这三个相异世界的相连,并且他还企图以欧亚整体的规模来完成这一构想。

“首都圈”的出现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在其宏大的国家建设计划下,陆续开始实施种种巨大的工程计划。那几乎是在政权确立后不久就开始进行的,而且在直到忽必烈高寿逝世前后大约三十年间持续地推进。

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由于当时种种始料未及的事件或叛乱、突发事件等,而无法如预期般地进行。但就算如此,也几乎是没有中断地推动了一连串巨大的国家建设计划。因此,从一二六四年到一二九四年为止的忽必烈治世期间,成为欧亚史上罕见的大建设时代。

首先,忽必烈为了创造出跨越游牧草原世界与中华农耕世界的政权骨架,于霸权行将确立时,在内外宣示将迁移蒙古帝国的首都。这个迁移是要将首都从位于蒙古本土中央地带的哈拉和林(Qaraqorum)移到两个世界的相接处,也就是自己的根据地——位于内蒙古金莲川草原名为“开平”的城市,以及作为华北据点城市的金朝故都中都,它们分别被正式命名为上都、中都,成为新的帝国首都。新的蒙古帝国,成为拥有两个首都的帝国。

这个两京制,与之前的事例,如唐代长安与洛阳的事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为忽必烈是将其宫廷、政府与军团,夏季安置在金莲川的草原,冬季则迁往中都地区,每年各有半期的季节移动。忽必烈王朝成为一个定期移动的政权。

这是一种同时保持游牧军事力,又掌握经济力的,一种乍见之下矛盾的两个命题并立的方式。但若仅止于此,就与辽、金两个前代的帝国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忽必烈帝国并非“dual capital”即“两个首都”的情况。

忽必烈在直径约三百五十公里的长椭圆形移动圈中设置了许多城市与设施。

以各式各样的官营工场城市及宫殿城市、军需城市为首,集中储备谷物及物资的巨大仓库群所聚集的城市、储藏宝物及财货的专用城市、各种负有各类特殊任务的近卫军团之驻扎城市与驻屯基地、管理所有驿传网络的转运中心,还有军马专用的巨大官营牧场群和其管理设施等都鳞次栉比地分布在首都圈内。

例如,在离上都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名称可音译为“锡玛琳”的城市。那是一座令三千户来自撒马尔罕(Samarqand)的纺织专家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居住的城镇。在此,最高级的各种织物及服饰布料、衣服,都在官制的保证下制造。那些制品成了不只是忽必烈王朝,也是欧亚各地蒙古王族、贵族的典礼及宴会服装,同时也成为大可汗赠品及赏赐品的重要部分,甚至得到了最高品质保证的口碑,被高价贩卖。

这座城市的名称,用汉字写作“荨麻林”,选用的字有些奇特。汉字的发音是“xun ma lin”。据此法国东洋学的硕学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这座城镇就是拉施特·哀丁《史集·忽必烈·可汗纪》所提到的“锡玛琳”这座东方特殊工艺城市。这个解释在距今数十年前,堪称卓见。“荨麻林”源自撒马尔罕居民之意的波斯语“锡玛力”。这个词是以惯于在语尾加上“恩”音的蒙古语发音作“锡玛琳”后,又以汉字加以音译的结果。这是东西方文献彼此吻合的罕见事例。这意味着这座城镇不仅誉满东方,在伊朗方面也声名远扬。

另外,这座城镇在明代是以亦具中国风味的音近字“洗马林”来标识的,成为位于明朝北方边境极为平凡的聚落。政权的更迭,改变了一座城镇的命运。这样的案例放眼中国全境,可见许多。

在这座锡玛琳城镇的邻近地带,集中了几座工艺城市及官营工场城市,甚至还有专酿葡萄酒的城镇。葡萄酒是在帝国的仪式、聚会、宴会中享用的非常高档的饮品。除了当时也成为蒙古属国的畏兀儿王族所控制的现今吐鲁番盆地送来的最高级的葡萄酒之外,忽必烈政权也引进了出身中亚者的葡萄栽培及酿酒技术。

另外,在弘州这座具有中华风韵的城市中,住有来自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中亚的技术者与工艺家,也住有华北的织工与技术者,也就是说来自东西方的工匠们在同一座城镇中一起生活。这里不只生产织物,还制造出各种技术产品或特制的武器、兵器、战斗工具等,是一座多功能的官营工场城市。

这样一种科学者、技术者、工艺家的聚居化与组织化,甚至是伴随而来的技术、品质的高度化,生产输送的效率化所具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忽必烈政权一直到接收南宋后也一贯且明显有意识地推进这一模式,也就是说,他实施了一种也能通用于现代的科学技术政策与产业促进政策。

从军事方面来说,这些城市与设施散布于区域的北半边,是忽必烈直属军团的夏营地。然而,南半边则扮演了冬营地的角色。各个军团各自在北方保有夏季专用的牧地与军屯地,在南方则保有附有冬季专用牧舍的过冬驻扎营地。如此,他们随着大可汗作南北向的大移动。

要言之,忽必烈使新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机能,集中在横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区域的中间地带。然后,以此为起点广设了覆盖蒙古帝国全境的水陆运输、交通、通信网络。特别是在北方的上都地区,常态性地设置了向帝国各地传达大可汗指令的急使专用的高速骑兵部队。他们为了应对各种状况与紧急程度,整备拥有数骑到数百骑等单位,以无论何时皆可紧急出发的姿态待命。

忽必烈不只是创造出了作为“点”的两个首都,也创造出了作为“面”的首都圈。这个首都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大元汗国”的大可汗在其中巡历,一举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产业、物流及交通。

忽必烈并不满足于亲自创造出首都圈。在忽必烈政权诞生之际,他令作为中心势力的左翼东方三王族、阔端(Köden)王族、五投下、汪古(Öngüd)驸马家等集团的游牧地、根据地,以忽必烈的新首都圈为中央,东起现在的锡林郭勒(sili-yin γoul)草原、热河草原,北及遥远的兴安岭北部,西经阴山并远及甘肃、青海的内蒙古大草原与青海地区,形成巨大的连锁状态。他们也各自在原来所拥有的游牧领地,根据地势高低来做南北乃至于东西向的季节移动。

这些集团与王侯仿效忽必烈的模式,都在各自的夏营地与冬营地,设置了小型的夏都与冬都,也在其区域中设置了各个分布的设施。在一举出现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夏都与冬都中,可以看到明显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几乎拥有同样的大小、形状、规格、配置,特别与上都开平府的内城又极为类似,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系列基于同一计划的筑城。从这些遗迹出土的琉璃瓦等,也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忽必烈令这些构成自己的新帝国最高支配阶层的王侯们,创造出了与自身同样形式的“迷你首都圈”与“迷你首都”。相关费用也似乎由忽必烈政府筹措。这些“首都圈”的种种要素,皆是草原与城市的复合体。然后,众多迷你首都圈与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串连的带状区块整体,扮演了联系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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