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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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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讲给普通大众130堂中国历史课,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

本书作者:杨照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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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无法有效解释,为什么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国这片区域有好几个地方同时进入农业文明,在文化与社会组织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通过越来越丰富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从约七千年前到约四千年前,这几个同时独立发展的中心,都不断向外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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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带来的人口增加。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项特色,是拥有相对高密度的村落分布。人口增加,原有村落无法容纳,就必须向外寻找新的居住与耕种地点。如此一来,各个中心都向外扩移,不久之后,自然就彼此接触了。接触带来互相影响,当然也带来对立与竞争。

互相影响,交换了农业经验,使得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高。更多的农业生产,促进更快的人口增长,于是加强了对立与竞争。在这段时间,我们有理由大胆假设,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成长,高于同时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在两条河流之间,“美索”(Meso)就是“之间”的意思。它是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刷堆积出来的地带。关于这个地区,还有一个通用的名称是“肥沃月弯”。因为是河川下游积土,所以土地容易开垦,也容易收获,非常适合农业发展。

不过,有利于农业的条件,却也带来居住上的不便。肥沃的冲积土上没有森林,更没有山。没有树木,也没有石头可以使用。那个环境的条件相对单纯,缺乏多样性,连要盖个房子都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材料。换句话说,那是个不容易自给自足的环境。农业生产上肥沃,但农业生产以外的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

在这样的基础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突破,来自贸易。光靠肥沃的土壤、丰富的农产,不足以出现突破性的文明。这里的人找到了用农产去交换其他物品的方法,克服了缺乏多样性的问题。贸易就成为这个地区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动力与政治权力运用原则

在多样性上,埃及尼罗河流域的状况,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要好。埃及从河谷中发展出来,河谷的土壤也很肥沃,而河谷的两边还有山,可以生产树木,还有大量的石材。另外,在防卫保护的机能上,尼罗河流域也优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河谷形成了自然的疆界,将外来的威胁挡住,别人不容易入侵。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形成了强烈对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开阔之地,很容易引来觊觎者,所以政权经常更迭。这个区域和附近地区一直有频繁的互动,经由贸易及征伐,这里的文化逐渐向四周扩散,终于形成了后来西方文化起源最重要的摇篮。

埃及有自然环境保护,外人进不来,但相对地,他们也不容易出得去。在尼罗河流域区,良好的农业条件使得古埃及文化快速发展,没有外敌又让古埃及建立了长远安定的王国组织。但这样的社会、文化沿着尼罗河往上游流传,没有多久就遇到了瓶颈。

尼罗河流域的腹地有限,埃及文化就被局限在这块领土中。很少和外界互动,也使得这个文化的防御抵抗力很低,因而后来遇到巨大威胁挑战时,就全面瓦解,再难复兴了。现代的埃及人,和建造金字塔、制作木乃伊的古埃及人,完全是两回事。现代埃及人是后来才从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移居过去的。古埃及的文化与人种,基本上灭绝了。如此彻底中断的命运,和古埃及的封闭环境有密切关系。

02
由青铜器制作看中国古代社会结构
中国今天有将近14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只是人口的绝对数字,中国的人口密度也是相当惊人的。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几乎可以远溯到新石器时代。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人口密度应该就高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更不用提美洲地区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无法从考古资料上有凭有据地一步一步解释,但至少考古资料的整理,已经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猜测与推论的线索。

例如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鼎[1],是目前所知最大型的晚商青铜器。司母戊鼎有多大呢?它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2厘米,几乎有半个电梯那么大。最关键的是,它的重量有832.84公斤。

前面我们介绍过商朝青铜器的铸造法,是范铸法。要先做好范,再将青铜汁浇灌进去。很多人看过青铜器,但几乎没人看过青铜汁,因为正常状态下是不存在青铜汁的。在将近800℃的高温中,由铜和锡混合的青铜才会熔化成液体。

如何将青铜原料加热成青铜汁?商人使用的器具是坩埚,后世叫将军盔。以司母戊鼎的规模,大约需要七十个将军盔烧出的青铜汁才够。铸这样一个大鼎,能不能一次浇一点儿青铜汁,分几次浇灌?不能,因为如果那样,青铜温度不同,冷却过程中就会产生缝隙,到时候将外范拆掉后,里面的青铜器不会牢牢结合成型。

铸这种鼎,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准备好至少七十个将军盔容量的青铜汁,在最短时间内一次浇灌完成。一个“将军盔”要装十多公斤青铜汁,将军盔本身也有将近十公斤重,要生火并且煽火提高温度,还要举“盔”浇灌。如此一来,最保守估计,每一个将军盔至少要动用四人,也就是至少要有两百八十人密切配合,同步作业。这还只是浇灌青铜汁的直接作业人员,若加上其他不同工作所需,铸造司母戊鼎的工坊一定超过三百人。三百人必须严密合作,依照固定工序,才有可能铸出这口大鼎来。

三百个专业人员!再看看之前谈过的郑州商城,城墙全长接近七千米,由夯土构成。七千米的城墙,据估计,需要约八十七万立方米的土方。从把土运来倒进筑好的版内开始算起,要夯成这样一座城墙,得耗费至少一千三百万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如果每一天动员一万人来夯城墙,全年无休,都要四年左右才能完工。一万人,四年!

这种规模的工程,依常理判断就知道,绝对不可能每天动员一千三百人,花一万天,用三十年时间夯筑出来。因而合理估计,盖这座城墙每天平均动员的工人,应该介于三千人到五千人,可以在八到十年筑好。

三千到五千人,长达八到十年的持续动员,这是另一个惊人的数字。

[1] 根据学术界的考证,司母戊鼎应改名为“后母戊鼎”,但有时仍按习惯称为“司母戊鼎”。

03
动用大批人力的“劦田”
再举一个例子。从甲骨文和古文献学资料中,我们看到有“劦田”[1]的名称,那应该是动用大批人力的集体农耕制度。在考古发掘上,安阳出土了一个工具坑,坑里挖出了440把石镰,即石制的镰刀。几乎每一把镰刀上面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因而这显然不是一个镰刀工厂的遗址。

这显然也不是石镰废弃坑。因为在坑中和大批石镰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器和玉器等贵重物品。将所有条件考虑进去,这应该是商朝集体农作最清楚的证据。这里有一个贵族,他是“王大令众人劦田”的劦田领导者,他控有劦田的农具,发给众人去耕作。

那众人是谁呢?有不同的主张。早期大陆学者一贯认定众人就是奴隶,但依照现在的理解,似乎可以有更细致些的分辨,我们后面再仔细讨论。这里先假定众人就是商朝的一般人民,由贵族管理、领导他们合作劦田。

古文献告诉我们,周朝农作的主要方式有三田制,就是三块土地轮种。在农业初起时,人们凭经验发现,在一块田地上持续种植同样的作物,其产量会递减。必须停止种植,让土地休息。后来积累了更多经验,才发现可以用轮流种不同作物的方式,使得土地不用休耕。今年种麦子,明年可以种豆子,后年可以种蔬菜,种完蔬菜就又可以种麦子。这样三块田作为一组,可以一直有稳定的产出。

周朝的三田仍然停留在种一休二的较原始状态。一块土地长了一年麦子,就休耕两年,每三年才种一年,因此需要三块土地来轮流,才能确保所需的农业收成。这样的耕种方式较为粗犷原始,而且需要有较多的土地可供利用。

我们可以由三田制回推劦田的做法。一块土地休耕了两年之后,要重回农业生产,得费一番整理功夫。所以要找来众人一起砍割两年来长起的杂草。两年,有的都不只是草,可以生成杂树了。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四百多把镰刀放在一起。这些镰刀不是用在收成上的,而是拿来提供给众人,让他们协助进行“田”,让土地变成可耕种的田的工作,这叫作“劦田”。

劦田过程中,光靠人力、镰刀或许还不够,或许也用上了火,将砍下来的杂草杂树焚烧,让灰沉淀进土里成为养料。这些工作都不是以个别农家为单位进行的,在商朝已经有了高度组织化的做法。他们已经习惯并娴熟于运用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参与的集体动员形式了。

[1] 劦田亦作“协田”“勰田”,出自《殷墟书契续编》卷二第二十八叶第五片:“王大令众人曰:勰田,其受年。”“勰田”指的是协力耕作。

04
商朝的大型动员和组织能力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事实是,商人已经拥有大规模动员与组织的能力,而且靠这种能力建立起辉煌的文明来。这已经是很明确的国家组织了。原始的部落和酋邦,绝对无法动员和组织那么多人来进行农作、工程建设或工艺创作。那进一步问:商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大型动员及组织能力呢?我们前面描述的几个现象与做法,应该都对商人的动员和组织有正面作用。

最关键的,应该是商人的鬼神信仰,是他们以鬼神为中心的基本生活形式。我们知道殷是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我们也在安阳挖出了殷墟。文献中经常出现“大邑商”的称号,显示商人在这里应该有城,有惊人的城郭建筑,是座大城。然而在殷墟出土的,却主要是陵墓、陵寝。虽然也在不远处挖出了城墙遗迹,但考古学家判断,城墙和殷墟的主体不是同时建造的,也不属于一体,城墙要比殷墟时间早,属于中商时期遗址,而非晚商。

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很早就对殷墟有特别的判读。[1]在中国史研究上,宫崎市定有很大的贡献,是日本“东洋史”研究领域的大腕。他对中国史做出许多革命性的解释,和中国传统说法大不相同。他的成就一部分来自他有和中国学者一样好的中文阅读水平,但他读中文史料的方式却不受中国历史传统拘束。他常常跳过传统解释,直接从史料原文意义上去判读。

宫崎市定给中国古史带来的最大震撼之一,是提出了城邦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段城邦林立,以城邦互动关系为主的时代。那种状况,和后来的帝国中心运作大不相同,反而比较类似古希腊历史上所见的城邦交流。随着帝国的建立,这样的城邦时期被遗忘了。后来中国历史传统解读古史记载中的城邦现象时,都依照解读者本身的视角,使之赋予了帝国式的含义。

宫崎市定的这个说法刚提出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主张,被日本和中国的许多学者视为胡说八道。然而,经过几十年平心静气的研究理解,到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认真重建周朝之前历史不得不借助的重要观念了。本书后面会有许多篇章涉及这段城邦历史时期。

关于小屯殷墟,宫崎市定提出的看法是:安阳并不是“大邑商”的所在,殷墟的本质就是陵邑,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是给鬼住的地方。注意,他不是否认文献上视安阳为晚商都城的说法,而是指出,商人所谓的都城,和我们后世想的恐怕很不一样。都城是最主要的权力象征中心,而商人最主要的权力象征中心,就不是人居住的,而是鬼住的。

对商人来说,鬼城比人城重要。商人的生活是以鬼,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殷墟的建筑规模和样态,殷墟周边没有比陵寝更堂皇的宫室建筑,具体地为我们呈现、证明了这件事。

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假设商朝晚期的王的生活或许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块鬼域里。他们之所以是王,是因为他们具备和祖先沟通的垄断权力。彰显他们独特地位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就是与鬼同居。这是个只有少数握有特权的人才能进得来的鬼域,也是商朝政治真正的核心。王和祖先,而不是王和朝廷或王和大城,才是构成商朝统治权力的关键条件。

了解商朝,必须回到他们的鬼神信仰、鬼神主张,人和鬼神没有隔离界限的生活方式。

[1] 此处内容见(日)宫崎市定,《中国上古的都市国家及其墓地——商邑何在》,收录于《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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