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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己乡 一段匈牙利生活 欧洲知识分子的匈牙利回忆,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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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欧洲知识分子的匈牙利回忆,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获奖作品)

本书作者:哲尔吉·康拉德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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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作家康拉德的自述。1933年,康拉德出生,1944年德国侵占匈牙利,年仅11岁的康拉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因为一台先进的收音机被德军抓走,母亲为了营救父亲,也锒铛入狱。康拉德和姐姐逃亡到了布达佩斯,然而他的乡下同学全都在集中营被害。在苏军驱离德军之后,康拉德重回乡下,却也物是人非,大学毕业的康拉德做过很多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变化让康拉德再次卷入旋涡……这是他个人的自述,有自己的幽默,有自己的哲理,有自己的感激,一本200多页的自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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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停地告诉我,我除了为自己,还在为其他人而活。这让我害怕。如果这仅仅是句空洞的话,我不会介意其中暗示的责难意味,但我知道不止如此:现在我不得不按照他们如果活着会做的方式去一举一动,或者至少以一种能赢得我被谋杀的童年伙伴的赞许的方式来活。甚至和亲戚一起时,在他们对于我活下来、能够回到家并幸福生活下去的反应中,我也能感受到一种混合着敬意和憎恨的复杂感情。

另一个问题很快潜入我们的谈话中:我们是资产阶级还是共产主义者?“要是我父亲还活着,他很可能会成为我的敌人。”伊什特万曾经这么跟我说。我不是父亲的敌人,他也不对我们怀有恶意。对他来说,把他已故姐姐玛丽什卡和表哥贝拉的儿子伊什特万和帕尔·扎多尔接到家里住是再自然不过了。他也把我的表姐若菲·克莱因接到了家里。伊什特万和帕里在科洛斯堡的学校待了一年,冬天一路滑雪到主广场,但是到1946年夏天,事情变得很明确,特兰西瓦尼亚会回归罗马尼亚,而他们则回到了拜赖焦新村的家。

客居己乡 一段匈牙利生活 欧洲知识分子的匈牙利回忆,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获奖作品对我来说,新时代从1945年夏天开始。家人团聚,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原来的生活勉强恢复了正轨,回到了拜赖焦新村的房子,一楼的五金生意重新开张。我姐姐很快去了德布勒森上文理中学,在一个退休军官家寄宿。至于我,这是自由的黎明:我现在接受私人家教——也就是说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去见老师——在父亲的店里上课,那里有三个架子装满了从布达佩斯、绍尔戈陶尔扬 和博尼哈德 运来的货物。(它们用斯图特贝克卡车运来,这些卡车现在属于俄国人了,作为民用商业车辆,偶尔由苏联军队护送通过还不彻底安全的路段。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代价。)

12月,我的一名远房表哥过来了。他的名字是埃尔诺·斯坦纳,是个好看且活跃的年轻人,拒绝承认将拜赖焦新村和纳吉瓦劳德分开的边界线。他和他的朋友们会用他们的破卡车运着货物从冰冻的土地上冲过边界。“我总是朝天开个两三枪,让边界守卫回头看。”埃尔诺是在5月被法国人解放的。他能和他们交谈,也养成了对卡巴度斯苹果酒和高卢香烟的喜爱。夏天回到家后,他得知他的父母和妹妹都没能幸存,尽管其他家庭住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埃尔诺还是重新占领了他的旧房间,叫新住户守规矩,并向他们展示他别在夹克下面的手枪。埃尔诺不想待很久,很快开始运人,而不只是货,往西去了。他家族里的很多年轻犹太人结束强制劳动后,发现自己失去了家人,就从马赛坐船去了海法 。

“我准备好了。”有一天埃尔诺说道。

我怀疑地看着他。

“准备好应对任何事了。”他冷淡地说。他的背包里装着他拥有的全部东西。

“为什么不接手你父亲的生意呢?”我问。

埃尔诺拍了一下我的手臂。“那一章结束了。”但是为了承认我说的也有道理,他补充道:“你父亲还活着。你在帮他。”

从卡车轮子上,他俯身跟我握了最后一次手。我站在我们的房子前朝他挥手,看着他离开,向圣地前进。神圣,他说,因为他们为之付出了鲜血。第二年在海法,他应该在活跃地破坏或者弄沉英国巡逻船,好让移民船上的乘客把划艇划到岸边。

我想要自己的空间,于是住回了旧房间以逃开其他人的喘气声和鼾声,并且能随心所欲地开灯。我需要一个客人能坐下来谈话的房间,但是没人能随便闯进来。我对隐私的渴望来自了解这一带的欲望:如果狗朝深夜行人狂吠,我想知道它们在哪个院子里叫。

虽然花园隔壁的院子曾经提供了很多玩伴,但是我目前只有我的表姐弟伊什特万、帕里和若菲·克莱因。若菲从贝尔根-贝尔森 回来,变得消瘦而坚韧,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现在房子里有五个孩子。没有安静的时候。我们在巨大的锅里做饭。绝对不会剩饭。

我父亲认为他养活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他享受重回正轨,看着货物逐渐从一面墙铺到另一面,重新雇用他的店铺助手。有些老顾客见到他重新站在门前,拥抱他并用力握他的手。“我的约西卡。”他们这么叫他,一个源自童年时期的称呼。他清楚地记得前一年没有过拥抱,但对此绝口不提。

1945—1946年冬天,在烧着山毛榉木的瓷砖烤炉旁,我听着来访者的对话。一个叫卡蒂的女孩和我会在苹果上切洞,去掉核,并填进肉桂和糖蜜,当时蔗糖还没回归市场。我对拉奇·纽尔的观点尤为感兴趣,他是卡蒂的宽肩膀且顽固的表哥。他结束强制劳动,成了一个难对付的顾客,后来又差点被苏联人监禁。他穿短皮夹克和系带高靴。他的家族拥有当地的屠宰场,而他在当地的肉店帮忙,现在那里同时存在符合和不符合犹太教规的肉制品。他身上到肘部都浸着血,整天劈猪腿和排骨。在去我们家的路上,他会在下巴上擦古龙水。他梦想拥有养着成百上千头猪的猪圈,和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肉类加工厂,他会用无数匈牙利文学大师的观点来佐证这个梦想。他对米哈利·巴比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了解阿蒂拉·约瑟夫的诗,还提醒我注意一大批在世诗人:米兰·菲斯特、约拉斯·纳吉、拉约斯·卡萨克、蒂博尔·德里 。我姐姐会送他到门口;我则谦逊地退下了。他们的道别似乎超出了必需的时间。

在其他晚上,我会倾听铁匠儿子的忠告,他给我提供了性学建议——比如说,最好避开镇里哪几个臭名远扬的女人。他计划在布达佩斯成为机械工程师。拉奇·纽尔想要待在镇里,让我们发誓给小农党投票,因为如果共产党赢了,用他的话说,他就得跟他的肉类加工厂吻别了,而我父亲则要跟他的房子和生意吻别。到时候会是俄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来发号施令。在阴沉的冬天下午,他带来一本诗集。我们想办法把柴油灯换成了有泵的汽油灯,白色的灯罩变得紧绷,当火舌舔到它时会发出爆裂声。

我会切烟草,并把它塞进烟纸里(我不记得付钱的是谁了,恐怕是我父亲);我用一只自行车轮做了个纺车,然后纺那些我母亲用来织毛衣的白色安哥拉兔毛;或者我会到其他地方读书。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把许多夏天花在自行车上,跟我的表姐弟一起骑车到游泳区,或者到巴尔克乌河边,在那里,我们会爬到铁道桥的电缆塔上。

有一天,我发现我躺在电缆塔阳光照耀的水泥表面上,躺在玛丽卡身边。因为她比我大四岁,躺在她身边是种荣誉。很快这个活动在百叶窗低垂的凉爽房间的沙发上重演。她仰卧着,而我用肘部支撑着自己,试图探到她的短裙下,抚摸她的大腿。她的反抗很温和,当我触摸她的皮肤时,我觉得她并不完全缺乏兴趣。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玛丽卡的阿姨会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很长时间。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应当在我金发但无趣的家教面前流畅地背诵拉丁文变位和变格。当她给我父亲打电话时,他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是否去上了拉丁文课。“我当然去了,”我说,“大部分时间都去了。”父亲的凝视黯淡下来,然后他走开了。我不想伤害我的家教,但是我不能否认,我总是享受逃课。

通货膨胀带来了混乱。父亲不擅长驾驭这样的浪潮,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处理这样的事。十亿过后,又来了难以计数的万亿,接着是以物易物的时期,顾客带着小麦和培根来交换商品。父亲用不着小麦和培根,它们在地下室里发霉。人们逐渐认为商业完全没有意义,但我父亲坚持了下去,一旦可靠的钱在1946年被铸造出来,它就开始积累了。然而,他是否能保留他的生意还是个未知数。抚慰人心的声明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之后共产党对财产收归国有的热情从大公司转移到了小生意,结果是,在五年的第二春后,父亲的五金生意被国家收走了,这让他失去了房子和家,并且没有得到赔偿。法律就是如此规定的。小农的胜利毫无意义:共产党还是接管了一切。但他早就想到了会再次失去一切。至少现在他们不想杀了他。

拉奇·纽尔的梦想一如既往。他报名了布达佩斯的科技大学,然后在屠宰场干活,以此养活自己。有一天他在浴缸里睡着了,热水器里的煤气火苗泄漏了。煤气无声地覆盖了他,精疲力尽的拉奇·纽尔永远地睡了下去。

1947年8月,最后的议会投票过后,我会骑自行车到拜赖焦新村的市政厅,他们一接到电话通知就会把选举结果贴在一张大板子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参与了每个党派的竞选集会,发现每个党派都有种激励人心的东西。我当时十四岁,在德布勒森的加尔文教文理中学上了一年学,成绩优异。

前一年9月,我的父母用马车把我表弟帕尔和我送去了那所拥有四百年历史的学校,带着我们充当学费的一整盒食物——因为除了食宿费外,支付形式规定为日常用品:面粉、糖、培根、烟熏肉、豆子、鸡蛋和腌制品。

在我眼里,德布勒森是个大城市,陌生又神秘。沿着宽阔的集市街颠簸行进,马车到达了学生宿舍的入口,那里有青铜头像凝视着我们,令人肃然起敬。室内正面的题词告诫所有人,此处为祈祷及学习之地。

在三楼,一条阴森的、铺着石头的走廊通往堆着铁床的卧室。这个房间也作为学习区使用。日程规定,下午三点到五点必须保持静默,我们都要坐在公用桌子前学习。起床铃在早晨六点响起,我们会绕着院子跑圈。在肮脏的洗脸池前,我们只能洗到腰部以上。一只牛铃会召唤我们下到位于地下室的餐厅,每天早餐那里都会有配着莳萝的浓稠面糊汤等着我们。

我们沉默地站在椅子后面,其他人喃喃祈祷:“亲爱的耶稣,今日为我们的座上宾,祝福你赐予我们的一切……我们日用的饮食,他赐给我们,愿他的名在天上被尊为圣。”我本可以念犹太祝福语“你是有福的,永恒的上帝,世界之王,你从土地里结出面包”,但那些日子里,我不是会祈祷的类型。

盛饭的勺子从舍长(我们必须遵从他)那里用起,按照年龄轮流使用。祈祷并没有抑制对等级的滥用。盛饭的顺序按照班级来,最大的班级最先去,最小的则排最后。如果陶瓷大盖碗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烩牛肉,很自然的,最高的班级会舀走大部分的肉自己吃,给“小乞丐们”,也就是我们这些十四岁以下的孩子,剩下的只有碗底的土豆了。作为四年级的一员,我属于低年级,因此也要听从这样的命令:“乞丐,给我一杯水!”一种原始的乐趣感让其中的庸俗看起来很自然。无穷无尽的关于屁的笑话充斥着宿舍。

帕里在一年级,在等级的底部,而我,在四年级,属于低年级的最顶层,因此已经准备好了反抗。我竭尽全力地忍受欺侮。我甚至忍受了他们称为踢星星的恶作剧,它包含以下步骤:在晚上偷偷爬到一个新来的男生旁边,把拧起来的纸条贴在他的脚趾间,然后点火。当火苗触及他的皮肤时,受害者会用力往空中踢腿,惊慌地拴起门,并看着着火的纸在房间里飘荡。惹人窃笑的事。(就算是小乞丐们也有自己的既有秩序,因此,你可能最终落到嘲笑好兄弟或者自己的不幸的下场。)我忍受了家里寄给我的包裹在舍长的同意下被打开,并在没有问我的情况下被侵吞的事实。(我熟悉他这类人——“饶舌者”——我即将讲到,我最终下决心反对他们。)除此之外,我们相处得还可以。我成绩很好,并让他们玩我的四槽哥萨克匕首,他们会把它投掷到门柱上。我的同学都是乡村学校教师、牧师、唱诗班指挥、工匠和农民的儿子,他们在模仿正义、在新来者面前飞扬跋扈和服从大男孩的权威之间摇摆。熄灯后,要读一首赞美诗。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手淫的俏皮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一个同学和我分担了每天晚上袭来的想家之情,我们一起数日子。他告诉我,从车站到他的镇子,必须穿过一座森林。森林里有狼,他说,所以他时不时需要在头顶挥舞大棒。在前一年的圣诞节假期里,他打跑了一整群狼。我很想相信我的新朋友。

我们的房子离宿舍三十公里远,骑自行车回去是可行的,而一名友好的俄国中士,那个陪我们去纳吉瓦劳德的会说多种语言的人,会时不时过来问我想不想回家:我母亲愿意证明我得了几天不存在的病。他是拜赖焦新村指挥部的翻译,熟悉市场和整个交易世界。我用家里的厨房闹钟跟他换了一顶哥萨克帽子和那把四槽匕首。我们骑着他的吉普车,我坐在后面,双腿从边缘挂出去。他担心我会弹出去:他的司机开车时速一百公里。我因这速度无比激动。

但是跟我母亲一起爬上一辆牛拉的车也是很快乐的,车夫无精打采地坐在木板上,两头牛不紧不慢地走着,让我们仔细观察沿路的每幢房子和每棵树。德布勒森和新村之间熟悉的三十公里旅程会花费整整六小时。

以我的单纯,我对任何速度都满意:唯一重要的是我在回家的路上。而当我看着载着母亲的卡车——它充当了去新村的公交车——从德布勒森的金牛饭店开走时,我已经换上了铁石心肠。母亲在德布勒森待了三天,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团体购物之旅上,给我姐姐埃娃和表姐若菲买鞋。她们会一双接一双地试,一开始在看起来有希望的商店里,接着去了愈发令人失望的店铺。我母亲很耐心,对这些步骤保持尊重,但我觉得无聊,当女孩们最终选择了在第一家店试过的鞋子时,我没有错过表达鄙夷的机会。她们带着不屑的轻蔑接受了我的评语,给我贴上了野蛮的标签。我最初的意向,即走进第一家店并买下第一件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并未动摇。

随机选择的哲学在其他领域也指导着我:“上帝是好的,那么他给予的也是好的。”我的生活被邂逅和电话塑造:最好的晚餐总是在最近的餐厅里;我的第一个女人——我当时十五岁——是成排站在老式妓院沙龙里的女人中离我最近的那个。这种方法可能跟饥饿有点关系:那一年我基本没长个。有什么就得接受什么。

举个例子,比如说德布勒森。它是离我父母的房子最近的(有好学校的)城市。宿舍可能摧毁了一些幻想,但我有优秀的老师。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每当学校让我失望,我就会直接去那里。没人会问我是老师派来的还是在逃课。虽然上课不错,但我更喜欢阅读,所以我经常来到图书馆入口,一排宽阔倾斜的木楼梯,经过成千上万双脚的踩踏而磨损。我得伸手才够得着门把手,并且立刻就被地板蜡和旧书的气味迷住了。

有一天,我正在看一本轻松小说,我之前在母亲的床头桌上见过它的书脊,突然我感觉到一只手灵活地落到了肩膀上。我转身看到我们的班级辅导员,约瑟夫·萨兰奇博士,他教拉丁文和历史,令人敬畏。

“如果我的怀疑是对的,你,年轻人,现在应该在上课。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们面面相觑。我无法否认任何事。

“我希望你至少在读值得读的东西。”

他借着灯光在11月的暗淡天色中看了一眼那本书。

“这本书根本不值得逃课。”他轻蔑地说。

我觉得自己被贬低得一文不值,但无论如何必须回答。

“那什么算是值得逃课的呢,先生?”

这是个无耻的问题,但是他说了“这本书”,给了我接话的话头。他看着我,说:“等着!”他能进入图书室的内室,那是学生的禁地。当他在里面找书时,我很难继续读我的小说。他带着一叠书重新出现了,把它们放到图书管理员的桌子上,对他说:“如果这个男孩下次再来,给他这些书在图书馆里读。”他对着我眨眨眼,然后离开了。图书管理员用眼神把我叫过去,把最上面的那本书给了我。那是《罪与罚》。后来,在学校的走廊里,萨兰奇博士提醒我,就算我只看懂了书里的一小部分也没关系。我从中懂得的东西无论多少,其价值都高于从一本简单的坏书里懂得的全部。

最终我不得不离开宿舍。令我被驱逐的是允许我们午饭后去市里的规定(但我们必须在三点也就是静默时段开始前回去,三点后我们应该在做功课,而不是玩七巧板、陀螺或那个一拉绳子就能弹出小小的红花生的木头人)。在一个晴朗的11月下午,轮到我值日,这意味着我要在午饭后掌管公共休息室的钥匙,给那些宁愿待在宿舍里不去城里的人开门,可能他们觉得不安全,需要待在自己的窝里,或者他们想要学习,又或者只是因为懒。在一顿毫不丰盛的午饭后,我朝市中心进军。我可能从一个四周围着玻璃的小摊那儿买了一个果酱面包卷,或者在街角买了一串葡萄。不管怎样,我完全忘记了那把该死的钥匙。深陷观光和美味的愉悦中,我到达公共休息室的门口时,发现十双眼睛瞪着我。我怀着轻快的心情到达,跟男孩们亲切地打了招呼,并轻松地道了歉。没人说话,但是我被舍长狠狠扇了一巴掌。往后退了一步,我用头朝他的肚子冲去,把他顶得仰倒在地。当他们把我们拉开时,他说我会后悔我做的事。

规矩森严的生活不再适合我了。我问我的表姐若菲,帕里和我能不能搬进她租来的房间里,她说了可以。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就住到了若菲位于主教院的房间。从房间里能很好地看到大教堂、集市街和金牛饭店,在饭店的蓝色沙龙里,市交响乐队会在音乐学院院长贝拉·普坎斯基灵感迸发的指挥下演奏莫扎特和李斯特。

1947年秋天,我从沉闷的德布勒森加尔文教文理中学转学去了布达佩斯的活泼的马达可文理中学。我在一对老夫妇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我是个乡下男孩,头脑简单,充满幻想,但布达佩斯很讨我喜欢。而且这次我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漫步,不用在外套上别黄色星星,也不用担心四处潜伏的危机。

学校和城市差不多有趣。它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有两份报纸,以及法官和陪审团、原告和辩护律师一应俱全的法庭,还有各种各样的案件,严肃的和不严肃的,等待着审判。在所有的评分会上都有一名学生代表,如果他不同意教师给他的同学打出的分数,他有权否决。

政治无处不在,学生群体中有共产主义者,尽管男孩们大体上倾向扮演历史角色:丹东会坐在教室后排的一张桌子上评论道,罗伯斯庇尔有着一副怒目而视的神情。谢尼埃是个善良的、浅色头发的犹太男孩。我们曾一起在玛格丽特岛上散步,读巴比契 翻译的但丁。很快他就会从边境逃跑,在1949年这不再是件容易的事了,然后他移民到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成了一支坦克师的将军。在班里,我们做了不少角色扮演,也进行了数量巨大的辩论。我为马拉美辩护,反对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和之前提到的丹东,他后来成了歌剧指挥。(他对宏大效果的喜爱已初现端倪。)在那段时期,我们读了很多书:第二或第三次我向朋友承认我没读过这个或我从未听说过那个名字时,一个朋友把我叫作无知的乡巴佬。

是的,这是个政治的年代,就算在学校里也一样。什么时候允许杀人呢?这是个迫切的问题。或者,像我们这样十五六岁的男孩应该去妓院(如果可以,要去哪个?)还是和女孩出去约会?女子学校的女生吗?会聊些什么呢?作业?有个观点是不如和拉丁文老师聊天。我们的拉丁文老师是个睿智的人,虽然无政府主义支配着他的课堂。(柏拉图的译者不会陷入纪律的泥沼。)柯文迪老师会坐在最后一排,任何围在他身边的人都能倾听他说的话,而其他人则继续吵闹。

我寄宿的那对夫妇是阿诺德·孔塔——他曾是葡萄酒批发商,以及划船和竞走冠军,当时已经过了八十岁——和他的妻子。他们负担不起给他们的大公寓供暖的费用,里面塞满了雕花桃花心木家具、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德文版的歌德和席勒、法文版的福楼拜,黑色玻璃盒里装着牌匾,墙上挂满了阴郁的油画,青铜小雕像则占据着每个空着的角落。我觉得它非常压抑。十五岁时,我憎恶世纪末的颓废风格,和它的折中主义,连青年派新艺术也一同厌恶(我们称之为分离派 );我喜爱现代建筑的立体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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