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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筑记 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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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刘文祥

考证之详密叹为观止,足见所下功夫之深,也因此,有时几有“杀鸡用牛刀”之感,似略嫌用力过猛,如梳理“西人眼中的中国建筑”,竟追溯至马可波罗。当然,这也可见作者立论的雄心,绝不仅思作一部大学校史,而欲以此为典型案例,窥见中国近代建筑风格变迁。全书实包含几个不同部分:建筑风格中“中国固有之形式”的生成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国立大学建设过程,以及由此过程可见的中央与地方、校方与民间的复杂博弈;武大作为现代中国校园典范的文化景观之形成。这三大重点彼此实有相当差别,详略裁剪略可议,不过仍不失为大学校史的全新佳作。

以上是读后感,我的学习笔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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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童山濯濯、几无人烟的荒郊野岭将要发生的巨大改变,在民国初年刚刚经历兵燹而残破衰败的武昌,也同样无人能够预知。 P8

1926年起被陆续拆除的武昌明城墙,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依然无形地存在,并框定着这座城市的范围和边界。 P9

珞珈筑记 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 社会科学电子书 第1张

然而,平心而论,这片将要承载如此雄心壮志的土地,在当时看来,并没有多么山灵水秀、耀眼夺目。 P10

而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建筑史”范式下的建筑分析,本书在建筑本身之外,更意在关注“建筑”作为一种活动的过程。 P11

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大学的意义,显然远超“校史”或“高等教育史”的范阈。 P13

但凡晚清民国时期在校园建设方面较有成就的院校,在其校史编纂的过程中,往往都会专门列出章节,论述其早期校园建设的相关历史。 P21

与传统建筑学界的建筑史写作不同,作者运用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追溯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大学建筑式样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了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中的文化脉络及其历史价值。 P25

在近年来有关燕京大学校园建筑的研究中,唐克扬的《从废园到燕园》一书,是值得关注的一部重要著作。 P26

曾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的王世杰,在参加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1967年校庆年会时,曾提出由台湾地区校友组织编写一本系统的武汉大学校史的建议。 P29

中国大陆方面,关于武汉大学校史的口述、回忆、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常常是与校庆相伴随的。 P30

而其所收录有关校史研究的文章中,也存在一些认知谬误。 P31

总的来看,对比国内其他历史悠久的著名高校的大学史个案研究现况,关于武汉大学校史的学术研究虽然近年陆续有较多成果问世,但大多仍停留在初步的校史编研和文史读物层面,研究深度和广度相比其他一些院校显得较为缺乏。 P32

在大学与政治这一路径之外,诸如大学与城市及区域社会互动关系、大学空间建构与建筑文化意涵、近代大学校园生活与校园文化等命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路径,亦是本书试图努力探索的方向。 P37

广州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的建设,便是国民政府时代规模最大的“固有形式”风格新校舍建设案例。 P38

在这过程中,包括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等人均发挥过重要作用。 P39

特别是对于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参与珞珈山一期工程规划设计,以及珞珈山校园建筑设计深受南京中山陵建筑风格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P40

为何在国势衰微、外侮凌夷的近代中国,会出现这样一种看似奇特的文化现象?如若我们以更长远一些的眼光,回溯六七百年来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启示。 P42

在接近一座欧洲城市时,通常映入眼帘的是各种不同的景物,如教堂的塔和尖顶、圆屋顶、方尖碑,及其他高耸于屋宇之上的公共建筑,使人遐想它们种种构造的形式和宏伟,及其可能的用途。 P51

但都只有一层高,而且低矮的小屋掺杂其间,将它们包围。 P52

圆明园内往往通过一丛林小路看过去只是一堵小墙,而实际走到头则豁然开朗却是一大片风景。 P53

西洋楼的建造始于1747年的“谐奇趣”,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又陆续不断添建了一系列建筑,包括黄花阵、养雀笼、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外方观、海晏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等,最终形成了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景观带。 P58

而最为滑稽的是,这些货真价实地建在中国皇帝花园里的建筑,看起来竟与欧洲那些“中国风”的山寨货几乎异曲同工。 P59

不过,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建筑对中国的这种“入侵”,仍然是外国人单方面在中国的行动,而并没有激起中国建筑本身的太大反应。 P60

虽然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文明中,官办的“太学”、“国子监”和民间的书院,也可视为古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机构和场域,然而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对中国而言无疑是晚近的舶来品。 P63

珞珈筑记 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 社会科学电子书 第2张这种总体延续传统学宫、书院格局,局部进行西方建筑拼贴置换的模式,一直是清末民初中国官办大学校园的主流规划设计套路,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旧的中国传统建筑逐渐减少,新的西式洋楼逐渐增多而已。 P64

这在今天看来颇有些滑稽的搭配,如实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官办大学起步阶段在校舍建筑上所追求的某种“范式”。 P65

这些地处中国内陆偏远地区的教会,在建筑活动方面,似乎尚未立时受到西方武力入侵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P66

与中世纪晚期的孟高维诺、鄂多立克、利玛窦,乃至近代早期的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人不同,这些在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或多或少地带有不屑与蔑视的优越心态。 P67

他在单体建筑的设计上日益模仿故宫自不必言,而故宫以大小殿堂合围封闭的方形院落布局,依中轴线顺序排列的空间格局,显然也给了茂飞很大启发。 P75

至茂飞完成燕京大学的设计时,这座“代表着近代教会大学建筑最高艺术成就” [88] 的大学校园,无疑已奠定了他在教会主导的这场中国建筑风格复兴运动中的旗手地位。 P76

这多处的中国式新建筑物,虽然对于中国建筑趣味精神浓淡不同,设计的优劣不等,但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 P77

在时人眼中,教会大学风景优美、建筑华丽、设施完备的全新气象,已然与同时期绝大多数中国官办大学那些狭小破败、令人羞愧的老旧校舍形成了霄壤之别。 P78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潮,在官方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建筑在国民政府时代再次掀起了传统风格复兴的热潮,即“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这也是继此前教会大学校园建设后,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紧接着发生的第二次复古运动。 P83

当外国教会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发起中国建筑艺术的复古运动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国人本身似乎依然无动于衷。 P87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将校名改为“国立中山大学”,以资纪念。 P88

邹鲁本人也坦言:“我公布整个计划的时候,正值经济不景气的狂潮泛滥于全球,国内党政军各方面的急需都陷于极度窘迫的境地,因此许多好友都劝我暂缓开始,以免半途而废,徒劳无功……但我志已决,仍然放手去做。 P89

紧接着,第二期工程全面展开,经过招投标后的建筑经费规模为240余万元。 P90

邹鲁在抗战中曾回忆道:“第二期建筑工程完毕,石牌新校的规模业已粗具,当初荆榛遍地的荒野,突然变成堂皇瑰玮的大学区……观察本校,自觉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而国内外人士前来参观的,都和我有同感。 P91

国立大学在1937年前得以将新校舍建设计划付诸实施并大体完成的,也仅有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两例,其他学校,则主要仍是在旧有校舍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或新校舍计划因七七事变的爆发而未能实施。 P95

然而,单就高等教育而言,清末湖北的实际情况却显得乏善可陈,乃至几无建树。 P96

不过此后不久,他便意识到了建立分层次的学制系统的重要性,在其1898年所著《劝学篇》中,已对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进行了明确划分和分别论述。 P97

然而,尽管湖北在制度设计上走在当时全国之前列,但各层次学堂的实际发展情况,却并非都如计划那般名实相符。 P98

分湖南东、西斋房,湖北东、西斋房,商籍斋房,共可住肄业生二百二十人……湖之东有提调署;湖之西有大书库二;湖之南有大厅,其左为东监院署,右为西监院署;湖之北为讲堂,层楼飞阁,巍然特起……讲堂之后,为楚贤祠,祠之后,复有湖厅,左伸回廊,下瞰后湖;湖厅之右,且有别院,有厅两所,为西北角尽头处。 P105

至1904年两湖高等学堂停办,湖北省师范学堂迁入此地并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张之洞随即又对这一校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扩建:“拨出库平银4.3万两……将斋房(平房)拆毁,建成东西两斋楼房,新建正学堂(大礼堂),将原校内楚贤祠、南北书库、教学办公房屋等均修葺一新。 P106

从张之洞1898年创办该学堂到1907年改为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止,在仅仅十年时间里,这所学堂就有过至少五次不同的办学地址和校址变更计划:初设之时,张之洞将学堂“暂设铁政洋务局内” [142] ,半年之后他又“择定旧日蚕桑局房屋改为工艺局,已饬赶紧修改房屋,购备器具,克日开学” [143] 。 P109

与同时期全国其他一些城市相比,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湖北高等教育建筑的“相形见绌”。 P110

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并在城北昙华林花园山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校园。 P111

只是在此前的1912年10月,“教育司长姚晋圻委郭肇明就两湖总师范学堂筹办第一师范学校” [151] ,即计划在这一校园内,以清末原有的两湖总师范学堂为基础创办湖北省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因而当时湖北教育司司长时象晋便只“允其于文普通、方言两校择一拨用”。 P114

而即便在此情况下,有关人士原本优先考虑的也是希望能够取得原两湖总师范学堂的校舍,而在该处校舍已被湖北地方计划自办省立师范的情况下,才只得再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方言学堂旧址。 P115

嗣因经费无着,兼之国立、省立成为问题,久未解决,致使徒设筹备处于官立法政学校,迄今三载,仍未得一确实办法。 P118

根据《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全图》可知,直至1925年时,商大校园基本仍是延续清末存古学堂时代的旧有格局。 P119

该校于1913年按教育部的要求改名为“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日后逐步发展成为北洋时期湖北省唯一的一所外语高等专门学校,并最终升格为“湖北省立文科大学”。 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