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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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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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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座桥,白天走着殡葬队伍,晚上走着探戈男女,跳舞最好的几位恰是掘墓人;矿场山顶奢华花园,海拔分隔着阶级;对错暗号而买到的雨伞,投入革命的邻家祖母,酒店房间的定时迫击炮,军事屠城回忆,烟盒导演手记,为皮诺切特安上几千米的胶片驴尾……被军政府流放导演秘密回国潜入拍摄,确实仿佛是电影背后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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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山时已是午后,正赶上汽船出海。这些汽船每天都要载着携带破旧家什、炊具和家禽的一家老小,跨过危险可怖、翻滚黑色巨浪的大海,到附近的圣玛利亚岛上去。煤矿坑道深入海底,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矿工在悲惨的条件下整日劳作。外面,坑道入口,数百个男人和领着孩子的妇女像鼹鼠似的刨地,想用指甲抠出一点煤渣。山上,公园里树木蓊郁,氧气充足,空气纯净而新鲜。山下,人们只能在雾气中呼吸着煤烟,不仅肺部生疼,支气管还会有煤烟沉积。从山上眺望,海洋美得超乎想象;可从山下看,洋流浑浊,轰然作响。

这里曾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治力量与情感力量的一座重要堡垒。一九五八年爆发的著名的“矿区进军”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矿工们组成紧凑而沉默的游行队伍,黑压压一片,高举旗帜和横幅,通过比奥比奥大桥,占领康塞普西翁,以斗争的决心向当时的旧政府发出挑战。智利导演塞尔西奥·布拉沃的影片《人民的旗帜》记录了这一场景,这部片子是智利最激动人心的纪录片之一。阿连德当时就在现场,我想,正是在那一刻,他终于赢得了全体人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久支持。后来,在他担任总统后,最初的一次巡访就是在洛塔广场与矿工们对话。

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我当时也在总统随行人员之列。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像阿连德那样一个年过六十仍自称保持着青春活力的人,那天却发自肺腑地说:“我已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差不多是个老人了。”那些形容憔悴、备受摧残、沉默寡言的矿工们,多年来被兑现不了的承诺深深伤害,那天却毫无保留地与总统交谈,成为他胜利的坚实堡垒。正如那天他在洛塔-施瓦格做出的承诺一样,他入主政府后最早的政策之一,便是将矿业国有化。而皮诺切特则是让矿业重新私有化——私有化是他针对一切部门的政策,包括墓地、铁路、港口,甚至是垃圾回收。

完成矿区拍摄计划后,下午四点,我们途经塔尔卡瓦诺返回康塞普西翁,一路上没碰到军方或民政部门的任何阻挠。下班回家的矿工们推着独轮车,车上载着从矿上废料中拣出的煤渣。想在浓雾中驾车穿过独轮车队与矿工人流并不容易。鬼魅一般的瘦小男人,矮小却强壮的妇女,肩扛沉重的煤渣袋子,这些梦魇中走出的形象在黑暗中骤然显影,车灯几乎无法将他们的轮廓照亮。

塔尔卡瓦诺是培养士官生的海军学校所在地,是智利主要的军港,这里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政变发生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被选为押解政治犯前往地狱般的道森岛的集结地,因而变得恶名昭彰。城市街头聚集着衣衫破烂的矿工,也能看见身穿雪白制服的年轻士官生。这里的空气被鱼粉厂的腥臭味、造船厂的沥青味和海水的腐臭味所侵染,叫人难以呼吸。

情况跟我们预想的完全相反,针对旅客的军事管制并不存在。大部分房屋都黑洞洞的,只有几扇窗户里透出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煤油灯光。自从早餐喝了冰咖啡以后,我们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因此当始料未及地遇到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吧时,几乎把它当作童话里的幻景。尤其在发现室内满是从海边平台飞进来的海鸥时,幻景的感受便更强烈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鸥,更没见过这么多海鸥从暗处飞来,在无动于衷的顾客头上乱撞,仿佛失明般,晕头晕脑地在各处发出剧烈的碰撞声。我们在晚餐时分才吃上早饭,品尝着诞生于史前时代的智利海鲜,盘中海产还带着冰冷深海的余味。就餐后我们驾车返回康塞普西翁。开往圣地亚哥的列车已经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才赶上车,因为租车公司关门了,到处找人还车差不多耽误了四个小时。

[1]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1898-1980),智利第24任总统,1946年至1952年执政。

第六章 两位永垂不朽的逝者:阿连德和聂鲁达
智利都市外围,那些规模庞大的贫民窟叫作“棚户区”,某种意义上,这些地区也是“被解放的领土”——正如阿拉伯城市里的“卡什巴赫”。棚户区居民饱经贫穷历练,发展出一套惊人的、迷宫般的文化。警察和军队若非考虑再三,绝不敢贸然进入这片穷人的蜂巢:在这些街区,一头大象都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入侵者必定会碰上最独特也最灵活机动的抵抗,老套的镇压手段将无处施展。民主制选举期间,这一历史条件让棚户区成为最关键的活动据点,因此,它们历来叫政府头疼不已。对我们而言,棚户区同样关键,因为我们要用纪实电影手法捕捉群众对独裁政权抱有怎样的态度,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又怀有怎样鲜活的记忆。

首先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对眼下与独裁者缠斗的国内年轻一代来说,流亡领袖的鼎鼎大名没什么意义。他们当然是英雄传说里的主人公,但对当下现实没太大影响。虽然听上去有些矛盾,但这一点恰恰是独裁政府最严重的败笔。本届政府上台之初,皮诺切特将军宣称他的意志是持续掌握政权,直至把民主体制的最后痕迹从未来几代人的记忆里抹除干净。然而,他万万没料到,自己的政权反成了这种灭绝企图的牺牲品。不久前,一群智利年轻人仅凭石块在街头与警察对峙,这个群体搞地下武装斗争,参与秘密政治活动,想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尚不清楚的新政体。年轻人的激进势头让皮诺切特震怒,他气急败坏地叫嚷,说年轻人之所以激烈反对他,是因为他们对智利的民主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支撑着历史。在棚户区,对记忆中的阿连德的崇敬已经到了神化的程度。首先,我们最感兴趣的方面,是了解人们的生活状态、对独裁的厌恶态度,以及他们富于想象力的斗争方式。有关这一切,受访者都由衷而坦率地回答,但答案总是离不开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怀念。各式各样的证词可归结为一句话:“我一直投票给他,从来不投其他人。”正因如此,阿连德一生中多次成为总统候选人。最终当选前,他曾开玩笑说,将来自己的墓志铭不妨用这句话:“这里安眠着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未来的总统。”虽然连续四次被提名总统候选人后才最终当选,但阿连德此前也曾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多次连选连任。不仅如此,在漫长的议员生涯中,他曾担任过智利这个狭长国度北起秘鲁边疆、南至巴塔哥尼亚的众多省份的候选人。因此,他不仅了解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土地上的居民、居民的多种文化以及他们的苦难和梦想,也让全国人民都熟识了血肉鲜活的他。跟那些只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或仅在广播里夸夸其谈的政客不同,阿连德的政治生活在平民百姓家展开,他挨家挨户巡访,与人们直接而亲切地交流,这种做法和他的实际职业“家庭医生”是一致的。他能洞悉人心,在政坛又有种近乎动物本能的直觉,这唤起了人们对他不易厘清的复杂情感。阿连德担任总统后,某次游行中,一位男子高举一块不寻常的标语牌站到总统座席前方,牌上写道:“本届政府烂得像屎,但它是我的政府。”阿连德站起身为他鼓掌,走下来与他握手。

在我们长途跋涉全国的行程中,没发现有哪个地方未曾留下他的痕迹。总能听到关于阿连德的掌故:有人说阿连德跟他握过手,有人说阿连德是他儿子的教父,有人说阿连德从他家庭院摘下树叶,熬成汤药替他治好了严重的咳嗽,或是为他谋了一份工作,又或是替他赢了一盘棋。阿连德碰过的东西全都变成了人们悉心保留的圣迹。在我们未曾留意的地点,人们会指着一把比其他器物保管得更精心的椅子,说道:“他曾在上面坐过。”或者拿出几件小手工艺品给我们瞧:“这是他送我们的礼物。”一位十九岁的姑娘,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当时也怀有身孕,她告诉我们:“我总是教育我儿子谁才是总统,尽管我自己不怎么了解他,他逝世时我才九岁。”我们问她,还有哪些印象?她回答说:“那时我和我父亲在一起,我看见他站在阳台上演讲,挥动着一条白手绢。”在一间悬挂着卡门圣母画像的房子里,我们问女主人,当年是否曾是阿连德的支持者,女士回答说:“不能说曾是,现在仍然是。”言毕她取下圣母像,后面藏着一张阿连德肖像。

他执政期间,民间市场上曾出售他的小型胸像,现在,这些胸像被供奉在棚户区各家各户的小祭坛上,祭坛边摆着花瓶和许愿灯。人们心中对他的追思持续高涨,这些人当中有曾四次给他投票的老者,也有人投过三次,还有在他最终当选那次助他一票的人,甚至连孩子们也经由别人讲述的历史而得知了他的故事。接受我们采访的好几位妇女异口同声地说:“阿连德是唯一谈到妇女权利问题的总统。”不过,人们很少直言他的姓名,只是说“总统”怎样怎样,仿佛他还在任上,仿佛他是唯一的总统,仿佛人们在等待他归来。留在棚户区居民的记忆里的,远不止他的形象,还有他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住房和食物没那么重要,我们想要他们交还的是尊严。”棚户区居民如是说,随后具体补充道:

“我们最想要的是两样被他们夺走的东西:发言权和投票权。”

两位虽死犹生的逝者
在瓦尔帕莱索,能感受到对阿连德更炽烈的崇敬。在这座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他出生、成长,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做准备。在城中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鞋匠家里,他读到了第一批理论著作,也染上了对国际象棋终生的痴迷。他的祖父拉蒙·阿连德是智利第一所世俗学校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智利第一所共济会堂的奠基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后来在那里晋升为最高等级的大师。他一生值得追忆的政治活动最早发生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十二天”时期,传奇人物玛尔马杜克·格罗夫[1]策划了这场运动,此人的弟弟娶了阿连德的姐姐。

奇怪的是,独裁政府竟准许将阿连德下葬在瓦尔帕莱索,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本人所期待的长眠之地。没有讣告,没有葬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夜里,空军一架旧式直升机将遗体运送到这座城市,一路上南方凛冽的寒风从裂缝灌进机舱。陪伴遗体旁边的只有他的妻子奥尔滕西娅·布思和他的妹妹劳拉。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的一位前成员跟随首批突击队员冲进了拉莫内达宫,他向美国记者托马斯·豪瑟透露,自己见过总统的尸体:“头颅炸开,脑浆溅在地面和墙上。”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总统遗孀要求看一看躺在棺椁里的丈夫的遗容时,军官们拒绝掀开遮挡,只让她见了一具布单覆盖的人形。阿连德被安葬在圣伊内斯墓地的玛尔马杜克·格罗夫家族陵园里,墓前除了他遗孀摆放的花束再无他物,花束缎带上写道:“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长眠于斯。”独裁政府原以为用这个方法能冲淡民众的追悼,但这是徒劳的。他的墓地现已成为终年无休的朝圣地,墓石上永远摆放着无名者敬献的鲜花。为了限制祭奠活动,政府谎称遗体已迁往他处,但墓前仍是鲜花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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