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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危机 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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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危机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本书作者: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本书读后感· · · · · ·

2009年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拉开了欧盟债务危机的序幕,虽然目前欧盟债务危机得到缓解,但是引发债务危机的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设计弊端依然存在。欧债危机之后,英国又上演脱欧大戏……这一切不禁让人们发问:欧盟的前景如何?它还能持续发展吗?
哈贝马斯认为,为了欧盟的长治久安,必须推进政治一体化改革。然而这个改革的方向不是使欧盟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而是要通过国际法的宪政化,为欧盟的决策提供合法性基础。面对生态和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人权等全球性问题,国际法的宪政化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平台。而国际法的制定必须考虑到国际性和地方性两方的利益,并得到公众的充分讨论和论证,只有如此,才能建成国际共同体和世界主义共同体

我的学习笔记

那些创始人也非常清楚,人权尽管可以纯粹经由道德得到确立,但还是必须进行民主的“解释”,并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框架内得到细化和实施。 P21

在这一联系过程中,人的尊严这个书面语中存在的观念自身发生了转变,而那些日常口语中关于社会尊严的想法在这里显然也起到了作用,它们在欧洲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以及近代早期的职业等级社会中分别与某种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 P22

欧盟的危机 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生活知识电子书 第1张法律允许一切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 P23

完全撇开基本权利在南美和其他某些拿民主装门面的国家[38]中纯粹的象征性力量不谈,联合国的人权政治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人权话语在扩展,另一方面它又被滥用成为常见的权力政治的合法化手段。 P30

《里斯本条约》赋予了欧洲理事会及部长理事会显赫的地位,这反映了那些作为欧洲统一倡议者和推动力量的成员国的历史地位。 P63

1787年9月至1788年8月间,在美洲,很多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45]的书信、文章和演说等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如果想在欧洲寻找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就会发现,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外行和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过积极公开的辩论。 P64

联合国在21世纪初就被视为193个民族国家的联合。 P65

虽然制宪主体在作为(未来)成员国成员的角色中已准备好将自己已立宪的国家的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新的共同体,但是他们这么做有所保留,这个保留远远不仅限于原本就很常见的保证,即将联邦共同体划分成联邦州。 P69

当然,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根据民族国家以外对统治进行民主的法律化的标尺,偏离让人熟知的合法化模式是否真的就暴露了一个缺陷?我的看法是,当两个立宪主体——联盟公民和欧洲各国人民——某个时候在所有立法功能中能坚持不渝成为平等的伙伴,那么以上所述的偏离就不一定意味着合法化受损。 P70

尽管如此,在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循环的、相互促进或阻碍的互动作用,即一方面是政治过程和宪法规范,另一方面是共享的政治—文化态度和信念的网络。 P74

国家公民团结若要扩展到超国家层面,则取决于一些学习过程,就像目前的危机让人们产生的希望那样,这些学习过程在认识经济和政治必要性中受到激励。 P75

在主权国家,超越大空间和复杂情况的共享的生活世界具有流动的视野,这一视野一直都必须通过大众媒体来形成,必须通过公民社会的交往关系用各种思想的抽象循环来填充。 P76

在金融市场的压力下,通行这样的看法:在引入欧元时,宪法工程的关键的经济前提被忽视了。 P77

因为,长远看来,各国行动空间会越来越狭窄,国家当权者出面的重要性越变越小。 P78

因此,我在1973年谈到过资本主义“内部”的合法化问题。 P116

欧盟的危机 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生活知识电子书 第2张

哈贝马斯:多年以来积累的大量经验性证据表明,这个预言是错误的。 P117

那些经济界的高层管理者——不仅是他们——诱使我们轻易相信了精英们在公开讨论会上的闲扯,他们一本正经地以楷模自居,在思想上看低社会上其余的人,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好像他们再也分辨不清功能性精英和沽名钓誉的等级社会精英。 P118

老布什提出过新世界秩序的纲领,他看起来也打算动用长期遭到阻挠——而且被贬低!——的联合国。 P119

但是,即便联合国宪章可以发展成为某种国际社会的宪法,在这一框架下仍然还缺少一个论坛,可以将各个世界强国武装过的权力政治转化为制度化的谈判,商讨世界经济、气候和环境政策、各方争夺的能源资源的分配、饮用水储备不足以及其他需要调控的问题。 P120

当然,已经算是某种全球税收政策的交易所营业税还只是偶尔有人提起。 P121

不过,它对外充分保留了这一本质——尽管国际组织的交织日益紧密,尽管国际法的约束力日渐增加。 P122

该过程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宪法革命以及20世纪的福利国家立法之后得以继续。 P123

它在开展所有柔性外交的时候都忘记了老的联邦德国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联邦政府在自1989—1990年以来拓展了的外交行动空间中如鱼得水,倒退回了国与国之间权力角逐的熟悉模式中,而国家早就已经萎缩成了小王国的规格了。 P124

整个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身处困境,因为它们在所投入力量缩减的情况下不得不玩“零和游戏”。 P125

如今,随着“单边主义”冒险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毁灭,例外意识的滥用,美国已经陷入了深度的不安之中。 P126

在莫斯科红场,安格拉·默克尔站在普京旁边,她的在场也重申了“新”德国精神:战后德国的世世代代没有忘记,他们也是被俄罗斯军队——被这些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解放的。 P127

那些效果全无的意向声明,将希腊视为了个案,阻碍了共同的预防行动。 P128

如今,不再有人可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的要求视为非理性而从台面上抹去,根据稳定公约的规定执行“符合规则的”经济政策和“自律的”财政的模式设想无法胜任快速变化的政治形势。 P129

专家的要求摆到了台上,有种种解决方案提交讨论,包括提高银行自有资本,提高对冲基金交易的透明度,改善对交易所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控制,禁止富有想象力、但却危害国民经济的投机工具,征收金融交易税和银行税,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预防性地分割“太大以至于无法破产”的复杂银行体,等等。 P133

他们可是最清楚地知道,民意调查得出的公众舆论和国家公民协商形成的民主意愿结果不是一回事。 P134

与巴符州彼处长期自下而上争取到的心态转变相对的,是此处由金融市场短期迫使的各国政府合作的一体化推动力。 P135

这两种期待都落了空,金融、债务和欧元危机接踵而来,清楚体现了一个缺少共同经济政策手段的巨型经济区和货币区的错误设计。 P136

但是如果各国政府确实有意协调政策措施,它们必须在本国“获得”必要的合法化。 P137

其他的选择可能性呢?另一种高要求的选择可能性在于欧盟委员会通过“正规立法程序”的民主途径、即经过理事会和议会的批准来完成这些任务。 P138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新发现民族统一在德国启动了心态的转变,(正如政治学研究结果证实的那样)也触及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自我理解和取向,朝向更强的自我中心主义转变。 P139

现在的一揽子计划也是由德国这个经济政策优等生以如此低的敏感度捆绑好的,以至于它的邻国在恰当场合下不再指着“布鲁塞尔”,而是指着他们不愿意被套上的“德国”政策模式。 P140

这些政治家就好像学会了系统论的洞察力一样,他们肆无忌惮地遵从权力实用论的机会主义剧本,而这种权力实用论受到民意调查的导向,挣脱了一切规范性约束。 P141

对政治—媒体阶级的厌烦媒体并非没有参与政治那可悲的形象转变。 P142

但抬头去仰视那些政治精英和媒体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目前缺少的动机也许只有从下面、从公民社会本身方可产生。 P143

以前,历届联邦政府出于可以理解的视角整合自己的政策:阿登纳固守与西方的联系;勃兰特立足于东方政策和第三世界;施密特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局限了小欧洲的命运;赫尔穆特·科尔希望将国家统一纳入欧洲联合的进程中。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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