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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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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用经济学思维破解政治智慧!看古代高人如何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成就千古令名。)
本书作者:王伟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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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大事,得知道这些
任何规则的改变,最开始让人们感觉到的必然是不适应和麻烦,好的感觉往往都是滞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且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人们才见得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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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有方:“格局”影响未来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3》里面,“五国伐齐”是秦昭襄王嬴稷完全进入状态之后,所干的第一件大事。

战国中后期,齐闵王在苏秦的忽悠之下,一举灭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宋国。结果没承想,这件事让齐国成了其他诸侯国的公敌,秦国牵头,联合赵、魏、韩、燕群殴齐国。最终的结果是齐国差点被灭,从此一蹶不振,齐闵王也在逃跑过程中死在了楚国人手里。

这里面最让人意外的是,素来被人称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却承诺不要齐国一寸土地,打完了就撤兵。可以说在这件事上,嬴稷表现得实在是太“仗义”了。

我们之前说过,每一个诸侯国都好比是一个创业公司。打仗是要花钱要死人的,秦国作为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企业,偶尔拿出一些小钱做做公益,改善一下公众形象,这个倒是有可能,但是在战国时代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投入一个做大项目的资源,却不要一点回报,这就太不可思议了。

要搞清这背后的猫腻,我们就必须从当时的全局来看。

经过几百年的激烈竞争,诸侯国已经分化形成了三个梯队:

秦国和齐国处于第一梯队。秦国不用说,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国家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都排在战国七大之首,综合实力是当时的NO.1。而齐国呢,拿岳云鹏的相声里的段子来说,就是标准的富六代。

权力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齐国大致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这里土地肥沃,水热条件俱佳,农业资源得天独厚。直到现在,山东还是我们国家的农业大省。此外,这里背靠着渤海和黄海,所以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盐资源。特别是盐,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我们国家放开盐业专营,其实也不过是最近两年的事,而在当时,控制盐业资源和现在控制了石油差不多。再者,齐国的位置还联通南北,所以商业也非常发达。它的首都临淄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地位放在现在起码相当于纽约。齐国的强大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有钱。

可是除了有钱,齐国其他方面就比较菜了。

军事方面,按照史书记载,齐人长于技击,疏于阵战。翻译成白话就是,打架可以,打仗不咋样。咱们语文课本里面的那篇《曹刿论战》,曹刿打败的就是齐国军队,而当时领导齐国的还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管仲这一对齐国史上最强大的CP。

而在社会管理方面,可能是因为太富裕了,齐国自身改革的动力一直不大,齐威王田因齐时代搞过一段时间的高压反腐,任用了一些平民官员,但最终也没怎么触及根本。五国伐齐时,齐闵王的丞相是孟尝君田文,而田文的封地基本就是国中之国,根本不受中央政府管理。

齐国就好比一个企业,技术力量一般,内部管理一般,但是架不住人家资金雄厚,身大力不亏,光堆钱,就可以给自己堆出一个业内龙头老大来。

除了齐国和秦国,韩、赵、魏、燕、楚都已经沦落成了二流国家,处于第二梯队。此外还有鲁国、宋国之类只能打酱油的小国,算是第三梯队。

这样一来,天下就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格局。秦与齐两个超级大国东西对望,中间一堆第二和第三梯队的国家来回摇摆。

对秦国来说,这种平衡局面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超级大国,吞灭六国一统天下是它的基本国策。有齐国这个庞然大物在对面制衡,秦国要想东出,基本就没有指望。只要秦国动作大一点,齐国这个大金主就可以组织几国一起抵抗秦国。

齐国人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舒服。它也是大国,国君也有做天下之主的想法。到了齐闵王一代,齐国的GDP已经远超过其他诸侯国,此时的齐闵王也开始雄心勃勃地准备称霸天下。当然他这么想倒也无可厚非,仅从实力上来说,齐国确实是除秦国之外,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国家。这时候,齐闵王其实最该做的就是利用手头流动资金充裕的优势,尽快把国内的几块短板补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赶紧练好内功。

其次,应该持续不断地组织合纵伐秦,对秦国的盟国采取且打且拉的政策,这样就可以不断削弱和孤立秦国,同时让天下的动乱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保持自己国家及周边的稳定。这种模式短时间内可能见不到什么利益,反倒要花不少钱,但是长远来看,这将为齐国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发展空间,日后等到时机成熟,自然就有机会大出于天下。

然而齐闵王却只能看见眼前的利益。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投资必须尽快变现,必须马上能见到收益。于是齐闵王很快就盯上了宋国这个小国。

宋国差不多位于现在河南商丘那一带,这个国家面积不大,也没什么军事力量,但是它的商业特别发达,国家特别富裕,所以也就免不了要被人惦记。在齐闵王看来,宋国其实就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软柿子——相对比较好打,而且还有钱。

齐闵王的这种思维模式在如今也照样不新鲜,说难听了就是急功近利。我们国家很多产业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和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众多企业如今依然是重营销、轻研发,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缺乏对全局的判断。

甚至于在个人人生规划上,这种思路也是存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曾经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当他们面对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时,是该选择去工作还是该继续深造,或者是一份工作收入不错,但是发展空间不大,另一份收入相对一般,但对个人提升很有帮助,这个时候该如何选择。

这个问题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你是寒门子弟,全家都指着你养家糊口,那自然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可如果你的家境还不错,那么不妨趁着自己还处于学习能力的高峰时期,尽可能提升自己。至于所谓的“啃老”,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算什么问题。你短期内或许拿不回来多少真金白银,但是它给你的未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两千多年以前,齐闵王就为自己的急功近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前面说过,当时的天下事实上处于一种东西两强相互制衡的局面,所有处于第二、第三梯队的国家都是这种平衡的受益者: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左右逢源的空间。齐国一举吞灭了富庶的宋国,一下子打破了这个平衡,更重要的是它让这些二流和三流诸侯国在心理上失去了安全感——今天灭了宋国,明天没准儿它就会灭到自己头上,虽说齐军不怎么能打,但架不住人家有钱,哪怕是用钱砸,也能砸死你。

这么一来,齐国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各个诸侯国的公敌。而秦昭襄王嬴稷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号召各诸侯国联合讨伐齐国。一旦东西制衡这个平衡被打破了,秦国自然就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齐国被打垮,秦就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到时候再想吞灭各国,理论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嬴稷之所以承诺不要齐国寸土,为的就是避免各诸侯国之间讨价还价、来回扯皮。尽快达成协议,尽快联合攻齐,与这个战略大格局的改变相比,齐国的那点国土根本不值一提,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反倒可能会破坏自己的大目标。因为一旦拖的时间长了,齐闵王就有时间恢复灭宋所消耗的力量,同时还能消化掉宋国这个战果,把它变成自己的国家实力。到那个时候再想打齐国,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时间一旦拖长了,诸侯们就可能从最初的恐惧中回过味儿来,如果他们意识到平衡被打破之后的最终结果,肯定不会再去配合你。

有句话叫“搂草打兔子”,很多人在处世的时候,总会这么想,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看见一些其他的机会,也可以捎带获得一些利益。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如果过分关注这些次要目标,最终殃及主要目标,那就得不偿失了。

舍得,有“舍”方有“得”,而舍什么、取什么,归根到底靠的是一个人对全局的掌控,也就是所谓的“格局”。

显然,嬴稷的格局要比齐闵王大得多。秦国的这笔投资,看似没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天下的格局,为后世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奠定了最关键的一块基石。而齐闵王,在逃亡途中最终被楚国人所杀,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格局决定结局”。

·注·
赵武灵王赵雍所处的年代,恰好跨越了秦国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个时代,秦武王突然去世之后,原本在燕国做质子(人质)的秦王子稷随即回国继位。而这一切能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获得了赵武灵王的支持——赵军一路护送嬴稷母子回到了秦国,为其登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而这也意味着赵国让自己成了秦国的“债主”。

秦王稷(昭襄王)登基伊始,迫于赵国的压力,实际主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不得不同意任命原赵国官员楼缓为秦国丞相。在先秦时代,如果两国结盟,由其中一国人到对方国家为相,是一种常用的外交手段,譬如在秦惠文王(秦王驷)时代,孟尝君曾入秦为相,张仪也曾入魏国为相。而苏秦的所谓配“六国相印”,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其实他始终是为燕国的利益在服务。这种外邦丞相的主要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在国家战略层面协调两国的利益。至于这种丞相的含金量,则完全取决于两国之间谁更占主动地位。考虑到当时赵国在地缘和政治上对秦的压力,楼缓入秦为相,对秦来说恐怕是带着不少屈辱的性质。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这种情况是头一次出现。

在赵武灵王被自己人饿死在沙丘行宫以后,赵国国势随之急转直下,楼缓跟着就被秦人解除职务礼送出境,也验证了这一点。

搅局之道:规则的把握与利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必然有政治,而只要有政治,必然有你来我往的斗争,其中有武的也有文的。

历史书里,但凡是涉及变法、改革之类的内容,必然会记载那么几次朝堂之上唇枪舌剑的辩论,譬如最著名的西汉盐铁会议。最有意思的是,这些辩论最终无一例外都是以改革派的胜出而告终。辩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彼此讲道理,而在政治世界中,往往最无用的就是讲道理。改革归根到底改的是利益划分,是利益关系,而利益归属没有对错,只有输赢、得失。

任何关于改革的动议,一旦被拿到朝堂之上讨论,其实说明最高层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讨论并不是真要听那些未来的利益受损者讲道理,而是要通过争论本身来看清谁支持、谁反对,通过辩论的激烈程度,对未来改革的阻力做出一个预估判断。即便是反对声浪过大,作为决策者也不过是暂时作罢,换个时间再做而已。

真正高明的反对者,在这个阶段是不会跳出来打这种无用的口舌官司的。所谓“疾风过岗,伏草惟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阵大风刮过山岗,那些挺拔的树木,很容易就会被大风连根拔起,可那些见风就趴下的小草,反倒可以生存下来。两千多年前关于商鞅变法的记载,在新政推行之前,秦国高层并没有闹到要杀人立威的地步。

搅局的铁则之一:你要争的是输赢,而不是道理上的对错,当大势无法阻拦的时候,保全自身就是第一要务。

商鞅变法是各诸侯国中最成功的,而秦国反对派的搅局,其实也是花样最多的。即便秦国的改革是最彻底的,也没能妨碍既得利益阶层不断地反复。这种搅局,从秦孝公时代一直贯穿到秦始皇时代。

秦国变法开始以后,反对派们很快就把搅局事业从朝堂上挪到了朝堂以外。有句话叫“大政在野不在朝”,意思是说真正要改变一国的政治走向,最终靠的并非是上层的宫斗,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认知。这一点,无论是变法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意识到了,舆论战是秦国政治斗争的重中之重。

据历史记载,在商鞅变法期间,秦国起码搞出过两次大的舆论热点事件。这两件事在风格上非常接近,都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套路。任何改革,最终都是要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而真正高明的搅局者绝不会站在外面试图破坏规则或者否定规则,相反,他会加入,甚至会比那些支持者更清楚这些规则。

搅局的第二条铁则:成功破坏一样东西的前提,不是憎恶,而是了解。

那具体什么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呢?当时商鞅和秦孝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老百姓上访。新颁布的秦法当中有一条非常明确,就是禁止集会,对集会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反对派偏偏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任何规则的改变,最开始让人们感觉到的必然是不适应和麻烦,好的感觉往往都是滞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并且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见得到收益。秦国上层的反对者,恰恰是在打这个时间差。新法推行之初,他们利用民间的不满情绪,组织大量平民到首都栎阳集体上访,这么一来,确实是将了秦孝公和商鞅一军。

如果你真的严格执法,把这些人统统下了大牢,那后面必然引起更大规模的民变。要知道在战国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并没几个人去遵从。如果孝公和商鞅急急忙忙去挖幕后的主使者,后果同样难以承受,搞不好,很可能会把上层原本心照不宣的矛盾彻底公开化,更可能让主使者博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头衔,到时候只怕是麻烦更大。

而如果冷处理,等于是开了一个法不责众的恶例。法家变法,要的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几番权衡下来,商鞅和秦孝公选择了冷处理,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认 ”。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招是最笨的,但在很多时候也恰恰是最明智的。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商鞅和孝公要的是最终的胜利,而不是争一时一事的输赢,哪一个选择对整体影响最小,这个选择就是最正确的。

这一回合较量过后,没过多久反对派的第二击就又来了。秦孝公的太子嬴驷,在这些人的怂恿下也违法了!当时嬴驷应该就是十来岁,正处于熊孩子阶段。这个麻烦比上一个更大。嬴驷是太子,你要是真处置他,最终可能危及秦国的权力继承,那后面的问题性质就完全变了。原本是挖既得利益阶层的墙脚,如今一下子变成了立储之争,这必然会带来高层的政治地震,这是要动摇国本的。

能不能还学上次那样冷处理呢?同样不行。你对集体上访的老百姓网开一面,虽然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原则,但依然维系了国家在百姓心中的信用。只要信用维持住了,人心就不至于散,法律的权威性在后面还有机会修复找补。

可这一次不一样,违法犯罪的是太子。法家治国有一条原则:举国一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也就是俗话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权重而言,这一条原则远比有法必依要重要。后者是一个反映高层权威性的问题,而这条反映的则是高层的信誉问题。不别亲疏、不殊贵贱,这条原则其实也是立法者和平民之间的一道契约。权威性受到挑战,还有机会修复,而信誉一旦受损,修复起来将异常困难。时至今日,同样如此。

所谓威信,威即权威,信即信誉。对任何机构的领导者而言,失信的危害往往远大于失威。而企业面对社会大众的时候,同样如此。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恰恰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维护面子远比维护信誉要重要,而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信誉没了,人心散了。

反对派给孝公和商鞅做了这样一个死局,历史上并未记载这是谁干的,但这个人绝对是操弄权术的高手。首先他明白,这种政治斗争,最终争的就是人心归属。其次,他在节奏把握上也恰到好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就开始惠及平民阶层,人们对新法带来的不便之处也已经慢慢适应,那个时候再作文章,在舆论上造谣诽谤,肯定是吃力不讨好。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当一件好事刚刚降临在人们头上时,除了惊喜之外,恐怕人们心中还会有疑虑,这些好处是不是别人设的套,或者这些好处会不会得而复失。越是平民阶层,这种不安全感越强。一旦让人感觉到得而复失,那对人心理的冲击将比得不到还要严重得多,这就是人性。

此时的秦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这名高手不再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而是利用人们的疑虑。此外,这个人对法家治国的理念,以及其中的关键之处,同样心知肚明。商鞅或是秦孝公,其中只要有一个这个时候出来保太子,朝堂之上的反对派绝对会顺水推舟,让嬴驷安然无恙。

而一旦这样,秦国法律体系的信誉必将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在老百姓看来,法责不责众是国家仁不仁义的问题,而法责不责太子,则是国家有没有信用的问题。如果法不责太子,那么孝公和商鞅苦心聚拢的人心将在短时间内散尽,面对朝堂之上的反对势力,如果失去民间支持,改革必然难以为继,后面就有可能让对方翻了盘。

可以说,这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死局。所幸的是老天爷眷顾这君臣二人,让嬴驷晚生了几年,当时他还未成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律》里面,就已经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那是不是幕后主使者棋差一招,没算到这一步呢?恐怕不是。这一法条无疑是救了嬴驷一命,但事情到此远远不算完。

按照相关法律,秦国廷尉府对嬴驷免于处罚,这是没问题的,符合程序正义。可一旦牵扯到他的太子身份,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

在处理民间纠纷,或是公司内部处理平级人员之间的矛盾时,通过程序正义原则来平息争论,这个没问题,可是上层对下层,官方对民间,或是企业对受众,你也只讲程序正义,这就远远不够了。

在老百姓看来,这不过就是你失信以后的托词罢了。这种心理很正常,居于弱势一方的人群面对强势一方时,出于保全自己利益的考虑,必然会有极强的戒备心理,这和老百姓讲不讲道理没太大关系。这种时候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试图用这一条去应对社会舆论,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说,当时商鞅即便搬出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条款,最终的结果也只是给嬴驷找了个台阶下。秦国的改革,在民间还是要面对信誉崩溃、人心散失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不能处罚未成年人,但是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处罚监护人。于是商鞅当即收押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我们说过,称谓里带公子或是公孙的,那就是皇亲国戚,而能教导太子,说明这俩人不只是王室成员,而且是王室中非常重要的人。

最后宣判的时候,商鞅完全是顶格判的,判处这两个人“劓刑”,也就是割掉鼻子。这不光是毁了人家容,还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人格侮辱,如果抠法条,这样的判决对二人确实算不得公正。

商鞅面对政治对手的这次算计,完全是靠死打硬磕扛下来的,即便是秦孝公再支持商鞅,他毕竟不能左右所有的王室成员。此后,虽然秦国变法依然在顺利推进,可是商鞅与秦国王室之间的裂痕,却已经留下了,而且这是不可逆的。孝公去世以后,商鞅被车裂而没得善终,一大半的根源就在这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暂且不考虑道德问题,所谓权谋,最高的境界并不是玩阴谋,不是隐瞒欺骗,而是把握事态发展的节奏、操弄规则,而最高明的搅局,则是把握大势、操弄人心。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说明。

·注·
关于商鞅的结局,人们通常的印象是他因为反叛而遭车裂,并且这里面还引出了“作法自毙”的典故(逃亡过程中没带“身份证”住不了旅馆)。

事实上这种说法只出自《史记》一书,是孤证,而且其中有不少细节经不起推敲(类似的问题在《史记》里不止一处)。

这些问题暂且不论,我们这里只说一点:秦国丞相范雎评价商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句话是对外国使臣说的,而且是当着秦王嬴稷的面说的。

嬴稷是嬴驷的儿子,假如商鞅真是以叛徒的身份被嬴驷处决的话,无论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上讲,还是从常理来推断,范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更何况还是在正式的外交场合。

当然,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些终归只是细节。总而言之,秦王驷废人但存政,成了秦法新的守护者。在商鞅身后,华夏历史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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