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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火:社会动机与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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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陈为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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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刚刚过去的四十年,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变化之大,影响之广,有目共睹。四十年的时间并不长,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依旧鲜活。回想从改革开放之前各种物资极度短缺的生活,到如今物质极大丰富后的日常消费,仿佛是梦幻般的转变。而且转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方面,决定国家整体实力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清朝末期任人宰割的情况相比,将目前的状态称为中华复兴合情合理。如此巨大的转变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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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推动中国发展的力量,认识中国发展的前景,就离不开对人的认识,因为这一切都是人创造的。在这里,我们以社会动机的作用为出发点,讨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具体地讲,就是通过成就动机的研究成果,认识中华复兴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

 

1.推动社会进步的成就动机

纵观人类历史,眼下正在进行之中的中华复兴并不是文明崛起的孤例。西方现代文明从神权压抑下的中世纪崛起,进入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同样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浓浓一笔。正是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维持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优越感逐步消失。但是落后的现实也使得复兴中华成为一个明确的努力目标。

心火:社会动机与我们的生活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黑暗中世纪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巨变的物质基础,则是爆发性成长的资本主义经济。探究巨变背后的原因,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众多学者中,麦克利兰的探索角度和结论独树一帜,他开创了以心理因素的作用解释文明崛起和经济发展的先例。1961年出版的《成就型社会》(The Achieving Society),凝聚了麦克利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文明崛起的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中华复兴的现象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麦克利兰的研究结论说明,文明崛起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条件,是社会中群体性成就动机的强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他总结出在古今各种文明崛起之前,有一个积蓄成就动机能量的阶段。通俗地讲,就是让人们心中的成就动机小人变得更强壮、更兴奋的过程。积累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中出现符合成就动机追求目标的文化价值导向。承载价值导向的社会机构(政府、宗教组织、社区机构、家庭等)通过各种传播、教育的手段,提倡、鼓励、引导人们按照符合成就动机追求目标的行为方式,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强度熏陶后,社会中具备较高成就动机的人数显著增加,社会的整体性成就动机水平显著提高。相当数量的人们的需求目标趋向一致,追求进步、追求超越的个人冲动就会逐步形成合力,推动社会文明和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在西方现代文明从黑暗中世纪崛起之前,由宗教改革催生的新教伦理的形成与推广就是这样的阶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

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爆发性成长。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文明。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中,16世纪由马丁·路德开启的新教改革占有重要的地位。把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要归功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注意到,对于企业家、商人、管理人员、熟练工匠等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职业,新教徒的从业人员比例明显较高。而且与传统的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工作更刻苦、工作时间更长、表现更出色。新教徒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引发韦伯关注新教信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韦伯的研究最终形成了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新教伦理形成的过程比较复杂,而且几个重要观点的初始目的与现实中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一致。对于宗教改革中新教主要观点的形成过程,本书不展开讨论。韦伯分析总结,由新教改革所形成的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直接联系的伦理要求,有如下几点:

(1)务实的职业观。新教认为,职业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有平等的价值。这个观点的客观影响,使个人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所谓尊卑高低,摆脱了传统习俗的障碍,有利于为世俗性的职业正名。

(2)自我救赎。新教鼓吹上帝预先确定可以得到救赎的人选,没有其他人可以改变上帝的安排。这种观点消除了个人通过依附于外部力量,例如神职人员和宗教机构,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但是希望被救赎的焦虑促使新教徒用自己在尘世的努力程度来判断是否被上帝选中,从而产生了自我救赎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只有自己救自己,才可能被上帝拯救”。

(3)重视实际行为的效果。必须依靠在尘世中的表现进行自我救赎的一个结果,就是口头忏悔不再是一种有效的赎罪方法。因为没有其他人有能力帮助自己获得救赎,忏悔就失去了意义。韦伯指出,在加尔文教派盛行的地区,传统天主教秘密忏悔的做法逐渐消失。这种变化带来的含义表明,为了获得救赎,只靠嘴上说不行,必须扎扎实实地干,拿出实际的结果。

(4)出色的职业表现,是自我救赎的途径。因为教徒认为,职业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努力在自己的职业上表现出色,就成为唯一可以判断是否能够获得救赎的途径。这样,新教徒对实际行为效果的重视,就转化为对职业表现的客观衡量,也带来对行为的功利性目标的认同。

(5)持续进步,终身进步。这是新教伦理的一个重要核心。努力在自己的职业上表现出色,是一种持续的要求,只在某个时刻优秀不行。只要停止努力,过去的行为结果就失去作用,同时也失去被救赎的机会。所以为了得到救赎,进步的努力不可以有片刻的停止,要贯穿一生。这也是韦伯所说的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要求的结果就是不能固守现状、被动等待,必须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不断超越。

(6)节俭禁欲。新教认为,教徒的中心任务是增加上帝的荣耀。因此,要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在这个方面,而不是在个人享乐方面耗费资源。这种要求导致新教徒的资源应用集中在不断改进、提高他们的职业表现方面,因为这是唯一的救赎途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新教徒不断地将自己的收入作为投资,以争取更高回报的形式改进、提高自己的职业表现。

从新教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效果可以看出,新教提倡的伦理价值强调职业的平等性而不是有高低贵贱的区分;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死守传统规范;强调依靠自己努力而不是外力赐予;强调不断进步、持续努力而不是静止等待;强调为世俗社会的成功投资,而不是供奉虚幻的神权世界或者沉溺于个人享乐。

另外,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需要打破对职业的世俗偏见,认同功利导向,强调以客观物质的标准衡量成功,追求高投入产出比、追求增长、追求创新,以浪费机会、浪费资源为罪过,等等。因此新教的道德准则很好地对应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所要求的自由竞争,强调能力而不是地位,追求实际效率而不是精神安慰,追求变化进步而不是固守现状的特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要求与新教伦理对人们的行为要求之间,表现出近乎完美的对应关系。韦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新教伦理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不过,韦伯的研究结果有一个不足之处。在社会学的层面,他建立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但是仅凭这样的关联不能说明,新教伦理到底改变了人的哪些心理特征,使他们的行为发生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变化?所以韦伯的发现,缺失对人的行为原因的认识,因而缺失了连接伦理价值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例如,韦伯提到一个资本主义精神缺失的例子。

由于收入与客观的劳动成果密切关联,计件工资被认为是能够有效调动工作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方式。所以在产量决定收益的旺季,雇主采用提高计件工资的方法,例如从一双鞋5元提高到6元,希望激励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看问题,采用这种方法背后的假设是认为工人都想多挣钱,做得越多,挣得越多。提高单件工资,就会激发工人更努力地工作,从而提高产量。

但是现实和预期相反,在提高单件工资后,产量反而下降。原来工人并没有追求更多收入的强烈愿望,只要保持原来的收入水平就很满足。既然少做几个并没有降低收入水平,自然就不会投入更多的努力。

这个例子使我联想到1994年在福建晋江调查乡镇企业时所了解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当地的一位年轻朋友带我去访问与他同村的一位服装厂老板。时间已经很晚,我们在街上的酒吧中交谈,远远可以看见他的服装厂依旧灯火明亮。当时我随口说道,工人们挺辛苦,这么晚还在工作。结果老板回答说,这是他们自己要做的,拦都拦不住。他还说,因为是计件工资,有些工人会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就是为了多挣些钱。当然,老板说拦阻工人工作有些夸张,但是来自农村的工人有强烈的挣钱冲动和承受艰苦劳动的能力,在那个时期却是非常真实的情况。

对比这两个例子,仅仅说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联系,并不足以解释面对同一种激励方式人们行为表现的差异,我们还需要更深入人们的内心,探求背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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