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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Ⅱ·不列颠的战争:1603-1776(大英帝国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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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Ⅱ·不列颠的战争:1603-1776(大英帝国的光荣与梦想

本书作者:西蒙·沙玛 (作者), 彭灵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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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事业
克伦威尔死后不久,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有点儿过于乐观地写道:“他死后就没有市民争吵/但现在各派遵从习惯。”其实英格兰每个人都在想——失去了奥利弗,护国主体制能继续下去吗?——回答是否定的,也是令人瞩目的。最初,克伦威尔提名的继承人,他幸存的最大的儿子理查德看起来还能行。忠诚的问候如潮水般涌向理查德。他时年31岁,大家认为他体面、诚实、心地善良,没有其父的爆脾气,他最大的长处就是没人能想得出什么理由来不喜欢他,但这也是个障碍。克伦威尔曾有选择地利用威胁,但理查德明显没这个能耐,这使得他在政治上既毫无防卫能力,处理事务又没有头绪。一直以来,他的父亲都知道理查德太温和,不堪担当其使命召唤。理查德生活在温柔乡中,自身不够刚强。一方面,不论是弄权还是要让人害怕,他都无法使人惊出一身冷汗,通常在需要选择依靠军队,还是依靠实用派,比如要借重艾什利•库珀和蒙塔古这些人的时候,理查德的温暾性子就成了大问题。不管克伦威尔看起来多么保守,自弗里特沃德以下的将军们都觉得凭着并肩作战的兄弟情谊,他们总是能唤醒克伦威尔,让他记得“旧日美化事业”的色彩。另一方面,理查德看起来不是其国民仆人们的主人,倒更像是他们的玩偶。因此,到1659年春,将军们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共和国之计,和1653年他们驱逐的残缺议会的政客们联起手来,出于自保他们别无选择:当时军队欠饷已达40个月,下级军官的愤怒给他们施加了很大压力。克伦威尔任护国主末期几年经过政治清洗,用旧系统的绅士控制的郡县民兵取代了他们,这使他们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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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年4月,一份二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给护国主理查德,要求他召回残缺议会。理查德经人指点明白了如果他不能平息事态,就将爆发军事政变。理查德就退位了,他和家人(包括他的弟弟亨利,也许他能当个更称职的接班人)被命令马上离开白厅。召回残缺议会(前来现身的议员总数是42名),强硬的共和派如勒德洛从来就认为护国主体制是个玷污神圣的东西,这时就废止了它,恢复了共和国。但是毫无疑问,本来在护国主时期消失了的共和派政治家与宗教狂军人之间严重的互相敌视也马上复原了。没有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一旁坐镇,两派开始互相撕扯。没有了国王的英格兰变成一盘散沙,迅速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恢复君主制是唯一能摆脱这种情况的办法。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查理二世要复辟成为国王,不是因为英格兰非常需要人来继承查理一世的王位,而是因为急需他填补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后的空缺。

英国史Ⅱ·不列颠的战争:1603-1776(大英帝国的光荣与梦想)1659年8月底,乔治·布斯(George Booth)上校领头的保王党起义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看来查理二世近期回归的希望渺茫,复辟之事很悬。但是英格兰的全体候补权力角逐者们自相残杀——不止是残缺议会反对军队,残缺议会的议员们也相互敌对(维恩和哈泽里格互掐,而勒德洛则恨他们俩)——使共和国的稳定化为泡影。反对分子们激烈地争辩到底是要一院还是两院议会,以及贵族院议员是该选举还是由直接任命而产生,与此同时,真正的议会即共和国议会就在他们身边化为乌有。回顾起来,他们短视得要命(实际上也没有比任何其他革命情景更疯狂),牵涉其中的各派都更乐于将眼前的对手置于死地,而不是同意保障共和政体以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把君主制排斥在外。无疑,是共和派自己扼杀了共和国。

1659年,英格兰莫名地陷入了一个10年前就开始出现的短暂的虫洞里,那时候一切事物——政府、宗教、社会秩序——都处在一种流动不定的状态,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事。突然在1659年,小册子市场兴旺起来,其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实验性提议、短文和宣传。英格兰回到了托里拆利空中之虚空的间隔里。平等主义者的小册子又出现了,随之骑马乡绅阶层的忧虑油然而生,他们生怕民主会打倒郡县社会的政治结构。像克里斯托弗·费克这样的第五君主制国家主义者姗姗来迟地宣布,毕竟真正的基督王国没有被挫败,只是被克伦威尔这个敌基督者(Antichrist)给耽误了。乔治·福克斯在一次短暂的假释中,出版了《五十九条细则》(Fifty-Nine Particulars),“要把英格兰带入花园,成为自由国家,人民享有自由”,提出要废除贪婪成性的律师,还有大家照顾盲人、腿脚不便者;除了公务人员有需要,禁止普通人随身携带剑、匕首、枪;还有一项改革是他内心里特别感到亲切的,那就是要改善监狱条件,“犯人不能躺在自己的屎尿里”。

护国主时期政府里的实用派幸存者早已经看穿,再也不信这些,索性将自己置身于骚动之外。在伦敦的罗塔俱乐部(Rota Club)里,威廉·配第可以和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同坐,一起探讨后者的《奥希阿纳》(Oceana/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即《大洋国》),它第一次揭示了财产与政治权力的必要关联。然而,实用派们完全拒绝他的平均地权法(agrarian law)以限制领地的大小;社会实验对商业可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明白,由于没有政府在维持秩序,导致经济受创、商店关门、贸易停滞、税收受到威胁;关税和应缴税费都收不上来;为了安全,珠宝商们都将自己店里的库存移出了伦敦。明摆着,共和派狂热分子顽固不化,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军队专制,二者都不可选。他们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具有商业活力、在远洋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经济上自给自足、政府的管理科学合理。这个强国要建立在与郡县绅士阶层的合作而非与之敌对的基础上。趁着英格兰还没有败坏到不可修复的地步,他们需要全力以赴,恢复护国主时期下的稳定状态;因为无论共和派还是将军们都弄不了这个,除了查理·斯图亚特,还能去找谁呢?他倒是还有一线希望成为下一位护国主。

正像不列颠历史上的很多巨变一样,这一次也不是渐变,在1659年夏天到年底之间的某个时候,蒙塔古、布罗格希尔伯爵和威廉·配第等人用脚投票,做出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下半年,约翰·伊夫林决定出版自己的保王党《道歉书》(Apology)。实际上他是会触犯众怒的,但他并不在意就自顾自地发表了。它“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挺高兴,尽管也许并不吃惊。这是整个形势大局发生改变的一个信号:他和赫伯特·莫雷(Herbert Morley)套近乎,给他一本书让他转送给查理二世,莫雷是共和国的伦敦塔典狱长。伊夫林相信这个人不会背叛他,因为他们是老校友;更因为他有把握,已预见到典狱长需要为自己的相同利益而行动,伊夫林才敢向他托付这个重任。其他很多人都在这么干。托马斯·霍布斯有句格言:如果国家的保护能力已经不可逆转地衰败,则人们的忠诚就会中断。这话不证自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时候那样听起来触目惊心。

最终把不列颠推向复辟的人是“黑乔治”蒙克(‘Black George’Monck),他正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类将军,即非常艰难地学会了自保之术的人。蒙克生于德文郡一个古老的绅士家庭,其最有力的联盟格伦维尔家族在不列颠内战中既产生了保王党英雄,也有议会党背叛者,而蒙克却一开始就是个观察领头羊的见风使舵者。他原来对国王事业的正当性和前景都不看好,却在一次面见查理一世之后转变了个人思想。他真的不如就继续对保王党持怀疑态度好了。1644年在南特威奇(Nantwich)战役中,蒙克被俘后在伦敦塔里待了两年。至少在那里,他遇见了长老会派的裁缝安妮,她后来成了他的太太。1646年蒙克签署了《庄严盟誓》(Covenant Oath),后作为议会派上校去了爱尔兰。1649年8月,他第一次见到了克伦威尔,随后明显地开始信任并敬畏克伦威尔,二人的关系亲密起来。1650年在邓巴战役中,他和克伦威尔并肩作战。尽管蒙克并没有当过海军,但在英格兰和荷兰的战争中他被任命为指挥后,却又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了聪明和坚强勇敢。

1659年,在英格兰共和国分崩离析的时候,蒙克镇定地掌控着苏格兰的军队。尽管因为曾经效忠保王党使他成了一个天然的目标——那些要他早点儿出来为查理(二世)做事的人盯上了他,但这一次他还是不确定情势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或聪明的,于是,保持了冷静。不过想要坚持共和派军事政权的头头们——兰伯特与弗里特沃德——很明显不能指望蒙克支持他们,但这时候只有蒙克的军队在不列颠是最团结最整齐的。兰伯特试图召集尽量多的人马,但他知道没有蒙克,他们就完蛋了。弗里特沃德意识到大势已去,咬牙切齿地说“上帝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辩护律师,还打了他们的耳光”。1660年1月2日,蒙克自作主张带着7000名士兵从贝里克附近的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向南进发,他这是身为军人而反抗军人统治。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很明确地反对军队干预议会的话,那么他要支持什么就远没有那么清楚了。残余分子恢复残缺议会,盼望他来伦敦,当然希望并且也以为他会来保护他们。然而,蒙克手里拿着牌却不急着打出去。他不动声色,显然在路上的有个时刻他得到了这么一个印象:人们满怀激情,强烈要求摆脱残缺议会而非保全它。这几乎是普遍的呼声,即要有“自由的”议会,也就是召回被普赖德清洗的长期议会的全部议员。

2月初,蒙克抵达伦敦,召唤“自由议会”的宪法修正运动已经发展成绝望的呼声,要求把英格兰从共和国演变而来的混乱地狱里拯救出来。同时,保王主义也在抬头,虽然人们还不敢(不到时候)大声地说出来。如果说从前人们曾经呼吁结束王权享有自由,现在这呼声倒是非常明确地要求王权回归。甚至此时已经完全失明的约翰·弥尔顿,也因为共和国的败落且回天乏力而心灰意冷,但他最后努力尝试着要逆转退回到君主制的潮流。即使如此,弥尔顿在出版的言论里也承认共和国不得人心。在《创建自由共和国的现成简便方法》(Readie and Easie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dth)一文里,他辩论道少数派有权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而多数人不能逼迫少数派和他们一起屈从做奴隶走狗。可是,伦敦的学徒(和布里斯托及埃克赛特一样)群体组织游行要“自由议会”,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自由议会”会给国王打开伦敦大门;学徒群体也不要强加给他们的自由,他们就想要做国王的臣民;妇女们对残缺议会提出自己的观念,她们弯下腰撩起裙子喊着:“吻我的议会!”[1]

2月11日,做了5年财政部职员的萨缪尔·佩皮斯(受他的权贵亲戚爱德华·蒙塔古庇护),站在斯特兰德桥(Strand Bridge)一头,数着爆竹烟花,单是在桥上就有31下。“在街尽头,你还以为整条巷子着火了呢,热浪逼得我们不得不静静地待在另一头,远离那边。”他在日记里记着。伦敦全城好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烤肉叉,都在烧烤臀部肉——有些鸡肉,有些牛排,大街小巷都满散发着油腻腻的庆祝谄媚(greasy,油脂的、谄媚的。——双关语),烤的不仅仅是肉,共和国也在煎熬中。这一天早些时候,人们决定重新接纳11年前被普赖德挡在门外的长期议会成员。伦敦人等待在新的“自由”议会期间照例用自己的肚子投票,他们在街上用刻刀摆成排钟的样子。“在斯特兰德街梅普尔的屠夫们,”佩皮斯写道,“要割掉它们的臀部[2]时,把刀子弄出非常响亮的声音。”

历史在这时候迅速绕回到了老路上去。一些很多年不在政界露面的人,如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同他们的长期议会同僚们一起出现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1648年被“隔离”的羞辱;1642年的两只“鸟儿”丹泽尔·霍利斯和阿瑟·哈泽里格又面对彼此,毫无疑问也相互取笑——他们俩一个成了半路逃亡的共和派,另一个出奔去做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贵族议员。但是,实用主义者们,特别是蒙塔古毫不费力地从一个政权转投到了另一个政权那里。最初在20年前召集的议会[3],到这时候——深受蒙克的士兵和保王党民兵武装干扰——自废武功,自己下令解散了自己,还下令进行“自由选举”,有关人士都知道这是要产生复辟议会了。

向内战中的议会党表示了最后的敬意,同时也把真正为查理一世而战的保王党排除在外之后,议会不管三七二十一选出了100位议员。1660年3月,他们坐上了在“临时”议会(Convention Parliament)的席位,还有另外58人是毫不含糊的保王党支持者。事实上和这个数字相同——接近150人——的是议会党,但不是共和派,也就是说他们绝大部分是一直以来想要改良君主制的绅士。因此,他们希望这次改良君主制最后能搞成功。他们精心设计给查理二世的条款让蒙克及其特使们带到荷兰布雷达(Breda)去,要考验他是否有诚心要和解:要大赦在内战中站在议会党一边的人(除了签署查理一世死刑法令的弑君者),为天主教“温和的良心”[4]保留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保证不逆转在王位空缺期间(Interregnum)已经发生的财产改变状况,但是,临时议会并没有坚持要国王以承诺执行这些政策为前提条件。4月4日在布雷达,查理反应敏捷,他提出一个40天的“恩典”特赦期,利用这个时间段给之后的议会留下可做慎重考虑的余地,也好让他们谨慎对待宗教与财产事务;让议会而不是自己成为这些事务的仲裁者。查理二世貌似在昭告天下:儿子不会仿效老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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