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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有多黑暗 看着父亲摊在病床却送不出红包

现在的医院有多黑暗?

我觉得最黑的是
招了一堆水军说中国医疗好

什么看病不贵、医生压力大、医生负责…………

这种给医院洗地的人真希望他们得病治不好,呵呵

以下内容引用自《求医记 我陪父亲治病的真实经历》,仅供学习参考使用。

医院有多黑暗 看着父亲摊在病床却送不出红包 句子迷 第1张

我们原本以为,住进了Z医院心外科,就算排上了号。经过术前的各种检查,至多十天八天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谁承想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据我在Z医院心外潜伏一个星期的观察,这里有四个主任医师能做冠脉搭桥之类的大手术。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也能做,但目测已经退出一线工作了。做手术是个体力活,老头子实战经验再丰富,手术刀都拿不稳了,搁手术台前站几个小时,体力无法支撑。外科大夫也像武林中人似的,讲究拳怕少壮。

我爸的主刀大夫姓方,是担任手术任务最多的一个。据称是留学过美帝的博士,年富力强,大个漂亮,风度翩翩,一看就像有两把刷子。医术精湛虽让人放心,但在他这组排号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每天医生值班室门前的黑板上,在方大夫名下的病人都有十几个。

起先我以为就只有这十几个人,过了几天我才发现,护士每天都更新名字,出院的就擦掉,可方大夫名下的人数只见多不见少。我爸的大名总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敢情他们这个名次并不随着更新向前移动。

这不能不让我担忧起来。他们是打算留我们在医院过圣诞节吗?

家里的电话天天打来,都问父亲的手术时间。我怎么会知道?他们身在局外,不知其中艰难。我只能回答说,我爸的身体有些指标还不合格,需要调养一阵。

这也是医生给我们的回答。父亲经过术前检查,发现存在着两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手术,一是血肌酐偏高,二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这就不好解释了。就像我要说“小说不是叙述一场冒险,而是一场叙述的冒险”,估计留美医学博士也得迷糊。隔行如隔山啊。我只能求教于度娘,并现学现卖得缠着实习医生展开学术探讨,把那个可怜的小伙折磨得一见我就跑。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领导就是伙夫。我在我们村里大小也算个领导,而我弟也确实做过厨师。我戴着一顶黑红色针织瓜皮帽,类似伊斯兰教众戴的那种小圆帽,我弟则剃一光头,就我们哥俩这形象,多少有点穷凶极恶的意思。我俩经常在A区B区之间的休息大厅角落里,满面愁容地抽烟,像两个正在研究抢银行计划的匪徒。

多事之秋,我们只能在医患矛盾的大气候中靠“扮狠”来加点谈判筹码了。有一次我突然拦住实习医生探讨病情,把那厮吓得倒退两步,下意识地用胳膊护住胸前。难道我会袭他的胸?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天之内,我就成长为一名冠心病专家。并非我不信任医院和医生,而是这种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我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确保我方利益的不受损害,或者少受损害。

据我这个专家分析,医院方面恐有拖延手术之嫌。血肌酐的正常值是44-133μmol/L(别问我,我也不认得这个单位),而我爸的肌酐值才155,虽然有肾损伤的迹象,但对于手术谈不上有多大妨碍。开胸手术会导致脏器的暂时缺血,也许会加重原有的损伤,但一般来说,这都是可逆的。大手术就像是赌博,永远存在不可知的风险,冒险本是题中之义。

至于左心室二尖瓣闭合不全的治疗办法,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如果闭合不全是重度的,那么就要换掉心脏瓣膜;如果是轻度闭合不全,那么多采取保守治疗。我爸的二尖瓣比较矫情,不轻不重的,属于中度闭合不全,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在国际医学界尚存在争议。老头子一把年纪,还碰上个时髦的医疗大命题。

如此要命的问题,仅靠我和小实习医生的探讨显然不靠谱。怎么也该主刀大夫把病人及家属纠集在一处开个会什么的,要不要在做搭桥手术时顺便给瓣膜也换掉,交给患者本人和家属来做决定。可是并没有。

医生只是说,先吃药调一调吧。吃药调理虽然对,但我怀疑医生这样说更多是敷衍。

没有在大医院求医治病经历的人体会不到其中的难处。包括我老婆在内的亲朋好友都批评我说,你怎么那么死性,人家不来找你,你不会主动找主刀大夫聊聊啊,不行就给塞个红包呗。

说起来都没人信,真抓不着他的影。

别的大医院是怎样情形我不清楚,Z医院的主刀大夫极少露面,大约一个星期会出现一次,身边还带着至少五六个医护人员,找几个重点关照的病房蜻蜓点水地走一走,别说单独对话的机会,你的病房人家都不进。然后他就在“非医务人员止步”的门禁后消失不见了。在所谓的医生值班室里,连他的助手都很难逮到。逮到也没用,助手什么都决定不了。

我的感觉是,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难度,相当于贫困村村主任向市委书记行贿,想送礼都不得其门而入。

可也不能如此干耗下去。有困难要送,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把红包送出去。整整一个星期,我和我弟揣着红包轮番守候在方大夫可能出没的地方。

有次真发现了敌情。我正在大厅抽烟,一瞥之间发现方大夫鬼鬼祟祟地窜入一个高级病房。我赶忙跟踪过去,透过门缝,看到方大夫和一个老头子患者表情愉悦地闲聊。我当时很感慨:这个老家伙什么势力啊,住高间,吃小灶,最好的大夫围前围后。

守候在门前。不一会,一个美女也觑见便宜加入等候队伍,看来和我怀着同样目的。这你说讨不讨厌,送红包还能有第三者在场吗?我很不绅士地向干净的地面吐了口痰,想把美女恶心走,结果她根本不为所动。

如我所料,美女破坏了我的好事。方大夫刚出来,美女就利用异性优势扑了上去,抓住方大夫的玉手不放,给他臊得老脸通红。接下来两人拉拉扯扯推推搡搡钻到门禁后。

我犹豫再三,也没敢跟进去。

给大夫送红包的门道

给大夫送红包也要先询价。半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混成心外A区的老病号了,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同病相怜,陪护的家属自然也熟络起来。

一番打探,貌似价格并不贵。主刀医生是2000—3000元;手术助手,也就是管床的大夫是1000元;护士长或护士给500就行。这是行价,土豪可随意。

红包大小代表你的诚意。有则多包,无则少包,敢来Z医院做这么大的手术,没理由拿不出三千五千的红包。俗话讲得好,七十二拜都拜了,就不差这一哆嗦了。也有给主刀大夫甩上一万、两万的,人一生病,想不露富都不行,有钱人的命金贵,这是通理。

我和弟弟一商量,我们随个大溜儿就行了。没觉得受到什么特殊照顾,犯不上多给,给主刀大夫扔三千得了。

东北人好吹牛,这在用词上就能看出来。动辄说给人家“甩”多少钱、“扔”多少钱,带有明显的施舍之意,好像主动权全在己方,漫不经心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点小事办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仍旧抓不着方大夫的影儿。

有天我在病房吃完晚饭,溜达到大厅抽烟,正碰到方大夫下班等电梯。医护人员是有专用电梯的,像他这种明星似的医生,通常不敢用公用的电梯,那相当于教父跑到贫民窟收保护费一样,既收不到钱,又脱不了身。

天色已晚,四下无人。我连滚带爬扑了上去。打招呼时才想到一个重大疏漏,揣红包的外衣撂在病房里了。这下尴尬了。难道我能说“方大夫,咱俩加给微信呗,我给你转账个红包”,顺便说一句,主刀大夫的电话一般人是打听不到的。

我急中生智与方大夫探讨起我爸的病情,关于二尖瓣中度闭合不全要不要换瓣的问题。方大夫很有风度,微笑着倾听我山寨版的医学表达,然后说:

“您是哪一位?”

怪我一时着急忘了自报家门。随着电梯叮的一响,方大夫向我点点头,敷衍道:“您放心,我们会综合考虑病人病情的。”闪身上电梯就要逃窜。我哪能放他跑掉,也跟着挤上电梯。

还好电梯里的几个人都是别的病区的,没资格干扰我和方大夫的学术交流。还好医院的公用电梯几乎一层一停,让我有时间把话讲完。这下方大夫想起来我爸是几号床的患者了。他对我这个“专家”的医学建议频频表示首肯,说:“您父亲这种情况,要不要换瓣,确有争议,我们主要看患者和家属的意见,你们要是决定不换瓣,那就只做心脏搭桥。”

一直给方大夫送到地下二层的停车场。留美博士并非浪得虚名,全程保持着谦恭的态度,好像我才是主刀大夫,他只是个实习生。这才是高人的状态嘛。我严重满意,回去和弟弟一说,再一次确定红包非送不可。能让患者心悦诚服地奉上红包,才是高明的医生。

我和弟弟穷极无聊地为方大夫算了一笔账:假如每周五个工作日,做十台手术,每个患者保底送2000元的红包,一年算五十周,方大夫一年光收红包也会收到一百万元。怪不得那厮风度好得没话说,人若懒得计较钱财,自然气度不俗。

我们这都是按底价算得账,事实上一个大医院的主刀大夫会收得更多,有些人情是推不掉的。我们幸亏是不认识他,若拐弯抹角搭上关系,三千元根本拿不出手。

或许有些人会纳闷:既然逮不着医生,怎么给医生送红包呢?

他们在手术前自然会给你合适的机会送上红包。手术前一天,医生、麻醉师和护士都会找患者和家属进行例行的谈话。除了护士的谈话是在病房内进行的,医生和麻醉师都会把患者家属找到小屋子里交代注意事项,让家属签字。这时将红包递上,就皆大欢喜了。

这里大有门道,像这种大手术,你的红包递上了,人家也收下了,并不意味着医生真拿了你的红包。如果手术进行得顺利,他们揣了红包也心安理得,如果手术并不理想,医生会将收到的红包转到你的住院账户上,就说是为了让患者和家属安心,才假意收下红包。这样一来,即便出了什么差头,家属闹将起来,也抓不到医生的把柄。

个中的尺度分寸,需要小心轻放才行。实际上,手术前的谈话,主刀大夫也未必参与。真正的大BOSS,不会那么轻易地给你机会接近,他们只收来路可靠的钱。

我们等不起手术前谈话那个送礼机会。想要尽早排上手术,只能先给有决定权的主刀大夫送红包,可结果总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几乎调动了所有我能在这个城市找到的关系,统统搭不上线。我当初咋学了文科呢,如果选择理科,好歹也能揪出几个学医的同学。

自从我与方大夫的科研探讨过后,每天早晚来查床的助手级大夫口风都变了。之前他们总拿我爸的血肌酐和二尖瓣作为托词,经过三个星期的调理,我爸的血肌酐已经降到正常值,心脏瓣膜的问题我们也明确要忽略,可仍旧排不上手术。这还怎么说?

“你着急,大家都着急,还有在这住一个月没做上手术的呢?”

这就是挑明利害:有关系就去找,没关系只能等。

事实一再残酷地证明,不遵守规则必然受到惩罚和教训。我和弟弟小眼瞪小眼地相对无语,同时想到一个被我们自作聪明忽视的人:心外科总护士长。

千穿万穿,红包不穿

天下最难的事,就是去求自己得罪过的人。程护士长亲自出面为我们搞定了住院事宜,结果只收到了我空口白牙的几声谢谢,定然在内心里已将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人打入冷宫。现在我再去求她,岂不是自取其辱?

我也想过就这么拖下去算了,不信他们敢不给我爸做手术。但眼瞅着同房后来的病友都一个个上了手术台,我们渐渐滋生出留级生式的尴尬,比留级生还难堪,人家是考试没过,我们这个是不让参加考试。

我之前有一套理论,大医院一般不会拖延治疗。大医院不像那些小医院缺病号,逮着一个患者非给搜刮干净才罢休,这里永远不缺排队等床位的人。必须让病号流动起来,做更多的手术,医院才会赚取高额利润。只靠一点床费和基本的医药费,赚钱的效率就太低了。我爸从住院到手术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只交了一万元押金,并未催费,可见花销的重头戏在于手术和术后。若患者全跟我爸这样,像来度假似地占着床位,那医院院长都得急出心梗来。所以我们要有跟大医院打持久战的信心。

然而县官不如现管,我们得罪了“现管”的心外科总护士长,她若挟私报复,就拖着不给手术,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我爸先沉不住气了,天天搁床上躺着挂水打药吃糠咽菜,这种清修式的日子老头子表示无福消受,口口声声要速战速决。我妈和我老婆,加上家那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也都焦躁起来,一天八个电话催问,分明是质疑我办事不力。作为我们村的成功人士,我最受不得别人说我不会办事。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再去面对程护士长的丑脸,解铃还须系铃人,请佛还得能送佛,该来的羞辱躲也躲不掉。

这回必须得递钱了。原先一千块钱能搞定的事,让我的小聪明耍得翻了倍。饶是如此,我也心中忐忑,一旦人家就是一身正气不为所动呢?

我叼着烟躲着清扫大妈在休息大厅里四处踱步,绞尽脑汁地措辞。又把该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了几遍,确定听上去足够肉麻,才拨通了程护士长的电话。

没接。不出所料,打了两遍都没接。

我翻了翻程护士长的微信,不是好友只能显示十张图片,全是她在各地景区的自拍,各种造作和炫耀。照理说,这种人不会拒绝红包的。

我给程护士长发了一条短信。一打字我才恍然大悟,我更擅长文字啊,文字表达更清晰完整,还不需要什么演技,简直是拉近关系、求人办事、撒谎耍滑、遮羞卖乖的必备操作。

先问好(尊称为姐,显得亲密)。然后自报家门(她当然记得我,再次表明身份是为了突出你尊我卑),然后为再次打扰表示歉意(给自己没有及时感恩找托词,不是我不给红包,是怕打扰你),然后说要当面感谢安排床位之恩(铁公鸡要拔毛啦),然后说顺便汇报一点情况(防止对方以“不用谢”为由拒绝见面)。

十分钟后,不接电话的程护士长主动打过来。口气很亲热,说记得你记得你,刚才在开会,不方便接听。你过来吧,我在某层某室。

我一看我们之间还隔着七层楼,岂敢让对方久等,放弃排着长队的电梯,直接爬步梯。可怜我一把年纪,好久没这么拼过了。程护士长在谈话室里端然稳坐。谈话室是让患者家属为手术签字的地方,也是医患之间私下沟通的安全屋。护士长显然清楚我要怎么道谢。

我说我早就该来——这时还说“怕打扰对方”就太假了,只能说自己又要照顾父亲,又要兼顾工作,两头奔波忙得欲仙欲死。护士长善解人意地表示,不必谢我,陪好老人才最重要。问我父亲情况如何,做没做手术,引我转入正题。我赶紧接住话头说,这不就还没做上手术嘛,来求护士长帮忙过问一下。护士长故作惊讶道,咋还没做上手术呢?我心说,不就你从中作梗吗,嘴上汇报了官方给出的种种理由。护士长点头道,好,我跟方大夫说一声,尽快给你们排上。我见时机成熟,掏出装着2000元信封,欺身上前塞进护士长白大褂的口袋里。

话说医护人员白大褂上的那两个大口袋,当真深不可测,2000元丢进去波澜不惊。免不了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免不了千恩万谢不成敬意。

第二天一早,小护士来通知,星期五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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