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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可能伊迪丝·伊娃·埃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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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 · ·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专家的话总是那么管用。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会把权威人物的话当作一个普通的重要因素,然后与其他重要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最后做出选择。
相反,人们会允许权威的意见统领余下的所有因素(尤其是对自己不太确信的时候)。
实际上,人们甚至把认知的渠道都关闭了,根本就不会考虑其他因素。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这样描述他的发现是如何挑战人们对理性决策过程的传统看法的:“在传统看法中,人们听取建议,然后把它跟自己掌握的信息结合起来,最终做出决策。
如果过程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能看到负责决策的脑区有活动。
可我们的发现是,当某人接受了专家建议之后,那个脑区的活动就停止了。
”1944年,16岁的伊迪丝·伊娃·埃格尔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她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包括为声名狼藉的约瑟夫·门格勒在营房中跳《蓝色多瑙河》。
伊迪丝为我们还原了她在  要是我们宣称,如果某个员工总爱把变质的鱼肉卷或一个月前的牛奶留在公司冰箱里,而你没有制止他这个坏习惯,于是你们公司肯定会成为下一个破产的安然公司,那也未免太夸张了。
可是,我们敢说,在塑造人们行为的时候,由于背景环境起到的作用与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一样重要,所以,即便是对环境进行一个看似很小的调整,也会带来显著的收效。
集中营  这个说服策略也用在了另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为上:打防疫针。
行为科学家凯瑟琳·米尔克曼(Katherine Milkman)和同事们在一家可以免费为员meditation工注射流感疫苗的大型公司里展开了一项研究。
在这个实验中,所有可以打疫苗的员工都收到了一封提醒信件,让他们到公司的诊所去接种流感疫苗,信中还写有日期和几个诊所的地址。
但提醒信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中,员工需要写下他们准备去打疫苗的日期。
第二个版本跟第一个很相似,但它把执行意向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要求收信人写下日期,还要写出具体时间。
研究者发现,只写日期的那一组员工,实际接种疫苗的比率比标准对照组高出1.5个百分点;而计划更为具体的那一组,也就是既写日期又写时间的那一组,实际接种的比率高出了4.2个百分点。
短暂又漫长的青春  行为科学家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有趣的是,当你想说服对方答应一个较大的请求时,让他们先想想这个请求中单个的、较小的个体,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会对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叫作“化整为零法”,除了用来确定你愿意花多少钱买一本书(且不论这本书有多么伟大)之外,它还有着广泛的用途。
时期,讲述了她和姐姐互相鼓励的生存故事。
当他们的营地终于被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但是,当谈判的灵活性受到限制的时候,这个规律还适用吗?许多组织机构为了减少谈判结果的变数,会制定价格规则,或是限制谈判条件,比如信用期限和送货时间等。
在这种情况下,在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发一张幽默漫画是否还能影响谈判结果?解放时,伊迪丝被从一堆尸体中拖出来,  稍等一下。
在上述的健身房会员、新员工和糖尿病患者的例子以及接种疫苗的研究中,那些被告知相关社会规范的受众事先并不知道有这些规范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要是受众对“某个行为是否常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这种方法还管用吗?答案是肯定的。
奄奄一息。
在《拥抱可能  2013年10月,台湾公平贸易委员会(Fair Trade Commission)对三星公司(Samsung Corporation)处以1000万新台币(约合三十五万美元)的罚款,惩处该公司雇佣他人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发表评论,攻击老对手HTC并推荐自家产品的行为[1]。
》一书中,埃格尔博士分享了她在二战中的经历,以及此后她疗愈的那些人的不平凡的故事。
如今,她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心理学家,她的病人包括战后的幸存者和患有创伤后  当然,轮到你自己参加谈判和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这些能够左右行为和决策的、虽小却威力强大的影响因素。
遵从这些原则行事,或许就足以帮你躲开“波塞冬号”式的险境,让业务之船不至于沉没。
例如,斯坦福商学院的杰弗瑞·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主持的研究表明,如果你在组织中负责某个项目的执行,那你最好把评估它成功与否的工作交给组织里的其他人来做。
这是因为你很容易过高地估计该项目的价值——有时候高估的程度会很惊人。
此外,评估人跟你之间的联系越少,他或她的客观程度就会越高。
  先前的研究表明,筹款组织可以运用的一个既能打动更多人捐款,也能让捐助者更加慷慨的方法,就是引导大家去关注能反映某一位救助对象个性的具体特征,比如此人的年龄、性别,甚至是头发的颜色。
在沟通的早期,就要让大家了解到这个虽小却十分重要的细节,这会引起大家的重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危在旦夕,人们对这条生命的价值也因此看得更重了。
如果这个救助对象给人的印象是抽象的、匿名的,只不过是大群体中的一分子,人们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就没有这么真切。
例如,一项针对医生诊疗决策的研究发现,如果做CT扫描时附上患者的照片,医生在诊治时就会更加用心,更加关心病人,因为照片让医生们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群患者中面目模糊的一分子。
应激障碍  当然,我们知道,你不一定每次都能先发制人。
如果对手先开价了,你该怎么做?例如,买房子的时候,房价早在谈判之前就标出来了;许多公司一发出录用通知就把起薪数字告诉了新员工。
幸运的是,加林斯基和慕思韦乐提出并测试了一个相当简单却好用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策略,帮你绕开这个心理陷阱:把心思放在你自己的理想价格上。
这样一来,你就会自动去思考那些跟对手的锚点不相符的信息了。
(  比如,一位医生诊断出病人患有一种长期疾病,病情虽然严重,但可以治愈。
那么这位医生可能会先把病因和相关知识告诉病人,再说说她对康复情况的预估,然后提出一系列治疗步骤,比如饮食上该做出哪些调整、要按时依照剂量服药等等。
又比如,一家公司有越来越多的员工用公司电脑下载未经授权的软件,IT部门的主任为此很生气,于是就给大家发了一封邮件,长篇大论地解释为什么这样做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以及这样做的潜在后果。
PTSD)的士兵。
她解释了我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自己的心理  原来,“潜质的说服力胜过现实”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招聘的时候。
托马拉和同事们在一个更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环境中(社交媒体的用户群)也发现了这种情况。
在该项研究中,Facebook(脸谱)的用户们看到了一些对一位喜剧演员的评语。
一半人看到的评语强调的是这位喜剧演员的潜质,比如“这家伙能成为下一个大腕儿”,以及“到明年,人人都会谈论这位喜剧演员了”。
另一半人看到的评论强调的是这个喜剧演员已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评论家们说,他已经成为大腕儿了”“人人都在谈论这家伙”。
牢笼中,并展示了一旦我们面  在另一组研究中,博恩斯和弗林提出了得不到帮助的另一个原因。
不仅是求助的人低估了对方愿意帮忙的可能性,那些做好了准备、愿意帮忙的人也会高估了别人开口求助的可能性,这就造成了一个双重的障碍。
需要帮助的人不好意思开口,能帮得上忙的人又没有伸出援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既然没人开口求助,就是人家不需要帮忙呗。
对苦难,我们如何去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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