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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明 : 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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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明 : 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本书作者:[美]S.N.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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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较早时期开始,犹太公共活动就专注于宗教机构,如拉比神学院——1875年,改革派的“希伯来联合学院”在辛辛那提成立,1886年,保守派的犹太神学院在纽约成立,还有它们各自的会堂、公共集会也建立起来。而各种各样的正统派耶希瓦学校力量却比较薄弱,(这种情况)直到二战前(才发生了转变),众多杰出的正统派拉比从欧洲移民而来,挑战了既存的美国正统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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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和保守派会堂及联盟在其神学信仰和一般宗教立场方面与许多新教教派相似。在发展初期,改革派会堂和希伯来联合学院更多注重精神层面,如犹太教的自然神论概念;后来,尤其是在一战后,其重点变为较为传统的宗教概念,而二战后,犹太集体认同中的原生元素则较为流行。保守派从一开始就信奉更为传统的宗教及社团概念,也朝着承认犹太民族性的方向不断发展。

后者对正统派不太适用——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对宗教的解读,但是在组织上他们也在调整自身以适应美国大环境。

在较早时期,犹太人就开始用更加多样化的方式组织自己,不再局限于宗教、文化或慈善活动的范畴;首先在地区层面上,犹太人开始充满活力地在一系列分散的社团中开展活动,后来则扩散到全国的宗教及慈善组织。他们开始组织起来,积极与歧视现象作斗争,如建立于1913年的为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提供帮助的反诽谤联盟,以及1914年建立的联合分配委员会。

可能更具戏剧性的是新型犹太组织的发展和对犹太生活的意识形态定义。对此,摩迪凯·卡普兰(Mordechai Kaplan)在其著作中进行了最好的概括,当然也并不局限于他的作品。虽然之前可能存在这些尝试,但卡普兰首次提出将会堂从祈祷场所转变为众多犹太公共活动的基地。 [12]  这种组织观念遭到了改革派及保守派这些更古老的宗教派别的反对,但随着其与“重建派”之间联系的不断发展,这一观念与犹太属性思想观念也密切相连。虽然从纯粹的宗教层面来说,它甚至超出了极端改革的范畴,但在卡普兰看来,这种观念同犹太民族观念以及犹太人作为独特文明的载体联系在一起,这种文明可以成为美国文明的一部分,但没必要成为唯一的部分。

在该时期,犹太会堂成为众多犹太组织的基础。犹太会堂不再是礼拜场所,而是犹太民族意识的表达场所和多样化的社团活动中心,就这一点而言,它是符合卡普兰的设想的,但并未接受卡普兰的宗教思想。因此,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评价说,犹太人认可的是卡普兰的做法,而非他的意识形态构想或宗教信条。

对东欧犹太移民的第二代后裔以及早期移民群体的后代而言,这种发展尤为重要,它是同犹太人移居混合城郊的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组织形式上,它更多地遵循了美国宗教组织的会众模式(尤其是新教组织),但就其活动及整体构思而言,它又远远超过多数美国宗教组织。

美国的犹太会堂及宗教组织与在欧洲犹太社会更为传统的行业部门中发展起来的犹太会堂及宗教组织不同:一个中心点,一个传统社会,或者一个有着清晰结构界限的自我隔离的社团。它们也不只是许多部门或组织中的一个,像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东欧犹太人更加多元化的生活模式一样,它们中的大部分已不再关注宗教生活,而是以世俗的方式组织起来,指向的群体也只是犹太人选民。犹太会堂也不再是现代西欧意义上纯粹的宗教组织(只从宗教意义上定义自身,以区别于其种族或民族意义),最多从事一些宗教教育或慈善活动。

在美国,犹太会堂的专注于从事宗教活动,但这些活动也并非全是自我封闭的、与外界隔离的宗教性质的活动,而被视为其他一些犹太集体活动(这些活动没必要是宗教活动)的基石。而宗教或宗教性的活动也不再是犹太集体认同的唯一表现形式。

在美国,作为传播犹太认同的最重要机构之一,犹太会堂及社团中心成为至关重要的众多犹太机构、不同形式的犹太教育、日间学校(除了正统派地区,其余地区较少)、“周日”学校及下午学校的基础。

另外,多种多样的乡村犹太组织得以成立,它们不同于犹太会堂中心,却又是以后者为基础或者至少与后者密切相关,如1934年成立的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犹太人联邦和福利基金委员会、美国犹太社团以及其他一些犹太组织,它们广泛进行各种活动,诸如调动财政资源、争取公共及政治支持。这种情况在美国社会中的其他民族或宗教群体中是不存在的。

毋庸置疑,对很多犹太人,甚至是那些依附于社团的人来说,会堂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犹太人中还存在有其他的、相互作用的、半正式的一些组织,但总体来说,会堂及紧密相连的社团中心构成了犹太组织生活的核心。

在美国,会堂和宗教在犹太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同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正如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在《清教徒、天主教徒与犹太人》(1955年出版)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既强调犹太教中宗教因素的中心地位,又承认其作为美国社会或生活方式多样化的一部分而具有的完整合法性。但即使是在该书出版之时及以后的时期,该书对于美国犹太教的这种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就强调宗教多元化的合法性及宗教活动的中心地位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将多种多样的犹太集体活动考虑在内,这种集体活动是从宗教公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且其范围超越纯粹的宗教领域,它强调犹太认同(或者开始被称为犹太“民族性”)中集体的、种族的、甚至政治的内容。另外,该观点也没有将与这些不同内容相协调的、多样化的犹太活动包含在内。

在美国,就犹太人的融入模式而言,其最鲜明的一个表现是犹太人中缺少民族运动,而这也是其与东欧犹太人融入模式的不同之处。随着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的大移民运动,东欧主要的犹太民族运动,如崩得运动和其他意第绪主义运动被带到了美国,但这类运动逐渐消失于第二代移民时期。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犹太社团中得以扎下根来。然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其来源于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基本特征很快发生了转变。从很早的时候起,复国主义运动就被看作是为需要安全的犹太人寻求一个避难港,而不是文化复兴,旨在为新的现代犹太文化的重建寻找一个新的舞台。这种观点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阵营中是占主流的。

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都转变成对以色列国强烈的情感认同,而不再从整体上认同美国犹太人内部生活的重建。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色列国的建立和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以及其取得的军事胜利为美国犹太人的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合法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对这些习以为常,并认为它们只强化了犹太人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的那种感受。

当然,在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弱小(基本上说是缺失)是同犹太人融入美国的一些重要方式以及美国集体认同的一些基本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美国的集体认同是围绕政治认同而非历史原生认同建立的。因此,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的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犹太历史意识处于劣势地位,这与犹太民族运动的缺失有着密切联系。

东欧犹太人的不同部分和不同运动,在持续地重构犹太历史意识不同内容的过程中彼此相互竞争,相比较而言,美国犹太人的集体意识则多是围绕宗教社团以及文化象征与活动建构起来的。这种集体意识的构建也只是稍微涉及犹太人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历史经历,后来,这一意识集中在大屠杀上,描述犹太人的被动命运以及不主动建构他们自身生活的状况。正如之前发生民族运动的其他地区一样,美国犹太人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坚定地发起了很多活动。

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在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得以发展的美国犹太经历的一些独特特征开始完全固定下来。而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形势的改变,尤其是熔炉意识、种族自豪感的苏醒使得美国社会更广泛地接受犹太人的独特性。 [13]

这个时期,犹太人的教育和职业水平都在飞速提高。之前对犹太人实行事实上的限额制的主要大学开始放开招生,犹太人得以进入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职业、学术、文化及大众传媒领域表现突出。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诸如银行、工业要害部门依然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就发生了变化,有许多其他的经济部门对犹太人打开了大门。

对犹太社团的大部分行业来说,经济和职业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促使了大范围的犹太合资企业的产生以及犹太教育在地区、国家层面上的成长。虽然犹太人教育和职业发展进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后变得更加迅猛,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同以色列国关系密切的集体政治活动的迅速发展成为犹太人努力的中心。以色列国的形象是建立在征服荒废土地的神话及《圣经》愿景之上的,它同美国神话的一些基本要素密切相连,而后者在将以色列所从事的活动合法化方面意义重大。后来,代表苏联犹太人的有组织的活动成为犹太政治生活的另一中心。

该时期犹太历史经历新模式的定型不仅是由于美国社会的影响,还归因于其他的一些普遍的原因。而且,毋庸置疑,这些原因是与二战后历史的中心事件分不开的,特别是大屠杀和以色列国的建立。这些创伤性的、戏剧化的事件不仅影响到了美国的犹太社团,也对欧洲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犹太人产生了影响。在这些国家中,我们不仅看到经济上的进步,还看到犹太社团组织更加开放、更为普遍的发展,但只有在美国的大环境之下,犹太人的这些发展才看起来影响深远。

事实是,即使在该时期,针对犹太人的经济进步以及不断增长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知名度,美国社会中的某些部门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反犹憎恨。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种族意识的高涨也导致在一些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群体中——反犹主义不断增长。反犹主义的滋长还表现在事实上针对犹太人的显性歧视和配额制要求上。在整个80年代,黑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与犹太社团之间的冲突日益上升,并在地区层面以及更为中心的政治层面上不断爆发。

许多犹太人作为个体开始活跃于政治领域,犹太游说集团产生,犹太人在政治上组织严密、力量集中——尤其在代表以色列及苏联犹太人的问题上。而且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热烈的交流不断增多。但同东欧地区情形形成直接对比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政党(在美国)仍没有发展起来,国会中也没有专门的犹太代表。

在这一时期,犹太精英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要的、意义深远的转变。在移居美国的犹太移民中,知识分子的数量很少。在大移民时代的初始阶段,犹太人中只有极少数的杰出知识分子。在老一辈移民的后代中,有一些伟大的法律界人物,如布兰代斯(Brandeis)、卡多索(Cardoso)及后来的一些改革家。

第一代犹太大学毕业生不怎么关心犹太问题,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也不把自己的犹太性作为创作的中心。美国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Saul Bellow)、伯纳德·马拉穆德(Bernard Malamud)的初作虽然涉及到了犹太主题,但却相当隐晦。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那一代的犹太知识分子和学者身上,这些人发现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大门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开始活跃在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试图疏远广阔的美国和犹太公共大环境。

但这种情形很快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情景。许多诸如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穆德、菲利普·罗斯及其他的犹太作家开始在美国文学界崭露头角。同多数西欧和中欧的作家不同,美国犹太作家并不以同化为目的,他们并不否认或抵制自身的犹太传统或体会身为犹太人的忧虑。恰恰相反,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常常强调犹太主题及犹太人是广阔的美国大环境中的一部分,他们中许多人支持犹太活动,且同犹太政治和公共团体的关系也比较紧密。但同时,与东欧地区的犹太作家不同,美国犹太作家并没有创造出专门面向犹太民众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文学。

此时,犹太人中开始出现文化主义运动现象,它由犹太组织发起,却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社会出现的大众问题为导向。这些发展将犹太主题和犹太人广泛参与美国的知识分子生活结合起来,试图让犹太思维加入到对美国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中。而美国犹太委员会独立出版的月刊《评论》(Commentary ),以及更左翼的犹太知识分子最近出版的《修复》(Tikkun )都是这一关注的体现。

在该时期,一大批的犹太教育机构发展起来,但这些机构中多数都是构成犹太主要教育框架的一般教育体系的附加物或补充物,如与犹太会堂联系在一起的多种形式的周末学校等,它们都是为犹太儿童服务的。全方位的犹太教育体系只存在于正统派犹太人中,其中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通常情况下,这些学校与发展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传统耶希瓦学校有关联。只是在后来,在很大程度上,犹太社团其他部门出现了某些新的趋势,即将普通课程和犹太传统课程结合起来,这种做法让人联想到了东欧地区的现代犹太教育机构。但这些新的发展只在犹太教育大环境中占据一小部分,犹太教育在整体上仍然牢固地确立于一般的社会框架之中。近期,许多大学中开始出现类似的犹太研究中心,一般科研院系或学校也开始设立犹太研究中心。

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所简要提及的犹太人政治参与的独特模式获得了发展动力。除了犹太组织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犹太事业而进行的大量政治运动之外,犹太人及犹太领袖也积极参加各种一般的政治运动。的确,犹太人自身所发起的很多具体的犹太活动都是为了适应美国大环境。犹太领导人及其组织将社会正义理想视为犹太人的天然权利而加以宣传,但是同西欧社会中的情景有所不同,社会正义理想被宣传为犹太集体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活跃的犹太人离开犹太组织而加入一般社会运动的理由。民权运动即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与犹太人参与欧洲激进运动不同,民权运动被描绘成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生活的贡献之一,或者说是有组织的犹太人所作出的天然贡献。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前文所提到的犹太个体在地区及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流动性更大、知名度更高。即使当多数黑人组织将矛头指向犹太人的时候,当犹太学生和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经历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成为问题的时候(考虑到这些运动强烈的反以色列立场),犹太人对其作为犹太人,他们可能为美国政治生活添加独特维度的这一感受也从未减弱过。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开始从美国政治、社会及知识大背景之下的左翼和自由主义领域转向为更中立的或者右翼领域。这种情况从《评论》杂志的整体格调及犹太知识分子的相对突出地位上可见一斑,很多知识分子(如与《评论》杂志关系很近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时候都属于左翼运动的成员。这不仅仅是个体犹太人接受保守思想或成为中立者,或成为右翼理想主义者的案例(在东欧和中欧地区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案例,如瓦尔特·拉特瑙)。重要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和记者转变为右翼分子,这表明这些人完全参与美国公共政策,不仅需要采取左翼抗议保守派或传统中间派的形式,还可以接受(美国)中间派的理念,而且意味着他们可能要全面接受(美国)核心价值观。

美国犹太社团组织的模式,以及犹太人参与到美国大众生活领域的这些经历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展示出犹太文明的特定主题。 [14]  在犹太人参加公共活动以及融入美国生活领域时,他们常常强调他们正在践行犹太文明中的某些特殊主题,尤其是更具普世性和道德性的主题,并将这些主题描绘成犹太人对美国生活全景所做出的独特贡献。然而,这种贡献并没有像在19世纪西欧地区犹太社团那样被宣传成一些模糊的、几乎是超自然的、只有犹太人承担的对西方文明的使命,同时,该使命可能和犹太集体性实体的消失有关。

犹太文明中的这些主题在美国的传播通常与犹太公共的、社会的及文化活动的发展有关,并与其作为独特群体能直接进入美国生活的核心领域有密切关系。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犹太人对美国社会许多领域中的集体犹太人形象问题依然很敏感,但大多数的犹太知识分子或领导人在宣传具体的集体性犹太利益的合法性方面却毫不迟疑,当然这种宣传是在美国生活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

以各种趋势为背景,犹太人中间(某种程度上也在犹太人所生存的主流民族中)兴起了一种新的愿景,这种愿景是从集体犹太生存观发展而来。它的主要特点是用不同的方式定义犹太人在现代世界经历的主要问题,以表现流散地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犹太人的民族性。而且,这种探究不仅注重犹太认同的宗教层面,还注重政治与文明层面。然而,犹太人依然将自己视为各自社会或国家的正式公民。

从根本上说,尽管夹杂着许多对犹太人在流散地生存能力的疑虑和担心,在寻找不同的方式表达那种身份认同的同时,这种愿景仍然认为将犹太集体独特性的存在视为一般社会的一部分是理所应当的。这种感情在美国犹太人中逐渐盛行开来,以至于他们既可以把自己视为美国人,又可以视为犹太人。与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半叶的欧洲不同,即使在他们强调自身犹太性的集体、历史和政治维度的时候,美国犹太人并不认为这两种身份存在任何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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