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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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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

本书作者:肖索未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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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肖索未的研究,虽然现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相对独立,在亲密关系上越发要求平等,但根据全国妇联的妇女地位调查等一系列调查,适龄女性工作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在性别观念上,比如对社会分工和两性关系的认识,则越发传统;比如,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这一说法的认同率从 1990 年的44.2%,上升到 2000 年的47.5% 、2010年的57.8%,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率从2000年的34%上升至2010年的44%。在当下的婚恋文化里,男人们被期待给女伴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买房、买钻戒、送礼物、发红包乃至养家、养老婆、养娃。他们的经济付出也被赋予了很强的情感意义,被视为爱的表现和责任担当。对女性而言,“被养”没什么问题,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表明有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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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索未调查的主要是中小商人和工薪阶层包养的二奶,在这些案例中,有这样一个女生,长得漂亮,没有提到学历应该是学历不高,从18岁交往一个做生意的男友后便不再工作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5年后这个男友生意失败,他已经很难找到一份够自己开销的工作,后来找了一个香港已婚建筑师包养。

这篇文章提到的数据和案例对我触动还挺大的,深深觉得作为现代女性至少应该有自己可以独立生存和生活的能力。反观自己,研究生毕业虽然在有还算稳定的工作,但不温不火,不够上进,赚的钱也只是够自己在一线城市温饱而已,虽然不依靠父母,也从没想过不工作,却也是在心里上和经济上依赖男票很多,比如租房、买房这些事没想过要靠自己负担。而男票也是不靠父母,却自觉地要很拼,自觉地想要在工作上有所成就,为要负担起养家的责任而兢兢业业。大家都是同龄人,身边很多女生的确没有想过要养家,只是有一份差不多的稳定工作,赚的钱够自己消费,已经可以称为独立女性了,但稍微靠谱的男生,大都担当起或者至少想要通过努力担当女友、妻子或者家庭的责任。

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我们的社会对两性关系的认识,确实在很大层面越发传统,从老家一些传统的眼光看,不是通过嫁得好而有经济和阶层越升,而是靠自己努力工作的女性,甚至是悲哀的,有可能被评价为命不好或者不会选择,让自己那么累。

昨晚跟老公聊起这些感触,聊起背着房贷孩子的中年男人的压力,聊起没有工作能力离婚甚至被包养的女人,宣告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人即使不婚不生、离婚独居也能靠自己收入过得很自在滋润的女性,他听完也是很认同,并且开始开玩笑地分析这确实很好,我们的家庭里两个人如果都奋斗,那从IT的角度说就是系统双备份,如果他有段时间当机了,我也可以瞬间切换角色,养家糊口毫不费力,简直是家庭双保险。

其实说的很合理,而且我知道他是开着玩笑,并没有真心要指望我养家,但是很奇怪的我听完竟然有点恼怒,这些话在我眼中变成了“变本加厉”、“得了便宜还卖乖”,感觉养家这种话女生自己可以说,男生怎么可以跟女生说呢,我想我期待的反应可能是他应该说怎么能让你养家呢,我来就可以了之类的话。

心情不爽一会之后,反思一下我不高兴的点是什么呢,这真是令现代独立女性蒙羞的反应啊。我们又接着聊,现在中国看起来已经很男女平等了,女性地位很高,在很多家庭的家庭决策权或者家庭经济控制权上,好像都是妻子更有控制力,热播的综艺、家庭剧里男性更多唯老婆命是从,将工资卡上交老婆管理、背着老婆花点钱小心翼翼的形象。但在这些看似女权崛起的表现背后,很多还是“嫁得好、老公有本事”、“管住有本事的老公”那一套,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定位,甚至是女性自己对社会性别的认知还是没什么根本的变化,也谈不上女权。

北欧的男女平权名声在外,听喜马讲书里有一期讲《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这本书写,这种平权甚至给有些瑞典女性造成了压力,如果一个瑞典女性承认自己想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很可能会遭受批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在我们国家,对大多数女性而言“被养”仍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虽然不追求这种极端的平权,更加不想走向女性沙文主义,但是我们至少应该从北欧的男女平权中得到一点启发,作为女性从内心改变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定位,带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参与工作,真正拥有不等不靠的经济独立。

“今天不知明天事”

阿芳知道她同阿建的关系不会长久。阿建一开始就告诉过她,他不会同老家的妻子离婚。阿建的妻子朴实勤劳,为阿建抚育了两儿一女,尽心侍奉公婆,还在当地工厂里打零工贴补家用。事实上,阿建看上阿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跟自己老婆长得有点像。但他不能一直待在老家,潮汕文化鼓励男人们外出经商赚钱,回家光宗耀祖。

在阿芳眼中,阿建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他不善言辞、过于实际,与阿芳期待的相亲相爱的婚姻生活相去甚远。阿芳坦言,即使阿建离婚,她也不一定会嫁给他;她仍然希望找到一个心心相印的伴侣。她甚至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会和阿建在一起这么久,“我就是傻,书读太少了。我跟他又没钱又没名的,不知道图什么”。

但阿芳也想不出,如果离开阿建,自己能干什么。26岁,她不想回到工厂,那里没有盼头,自己年纪也大了,拼不过小姑娘;她希望找办公室的工作,但没有学历,根本不敢去应聘。阿芳也不想回老家随便找个人结婚。在她的贵州老家,26岁已经是老姑娘了。为此,阿芳妈妈多次打电话来催促她回去结婚,还帮她物色了几个相亲对象。但阿芳根本不指望在老家能找到她想要的伴侣,“我们那里也很难找,很多男的没钱,又打老婆,又没事做,成天喝酒,喝了酒就又吵又打,这样过得很没意思”。而且,她也担心和老家找的男人说不上话,沟通不来。阿芳讲起她的一次相亲经历:“有一次(回家)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的,长得还有点帅,看上去也老实。后来我想跟他聊聊天,他说他累了,想睡觉,傻死了。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两个人都不说话。”

在婚姻关系中强调良好的沟通是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的婚姻理想(Swidler,1980;Illouz,1997)。一些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与西方工业社会类似的情感转向,年青一代重视婚姻中的感情纽带,并且期望用语言表达情感(Yan,2003)。然而,进入城市的农村女性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她们憧憬着浪漫爱情和良好沟通的新型婚姻,但现实却很可能是回到家乡嫁给一个缺乏感情基础、持有传统父权家庭观念的男人。

阿芳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她和阿建的关系迟早得结束,但她也不想回到贫穷的乡村同自己不爱的男人共度余生。作为二奶,她还身陷更为尴尬的处境。和阿建同居后,她很少有机会和其他的男人深入接触,建立有婚姻可能的亲密关系。当我问起她对未来的打算,她叹息道:

今天不知明天事,过一天算一天吧。想了也没有用,反而心里难过。也许我这个人就是注定要受苦受罪的。有时候我怪我妈把我生下来,怪爸爸走得那么早,但是又想想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也很辛苦,怪谁呢?人家说,妈妈这么伟大啊,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觉得真是不应该把我生出来。生活没什么意思,很烦。

阿芳选择等待,直到一些事情发生迫使她做出改变,比如,阿建要永久地离开她,回到家乡,届时她也不得不返回老家嫁人。到那时,她再“听从老天的安排”。对阿芳而言,面对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积极筹划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无力感,而拖延和逃避反而成了应对这种痛苦的“积极”策略。在最后一次访谈中,阿芳向我透露了她关于未来生活的一点想象。“我有时候在想,去外省找一个,我四姨在江苏那边,我去过一次,他们那里的男的都很需要老婆的。反正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我想总会有我的容身之处的。我们那里有很多人贩子,卖女的到那些地方去,”阿芳眼里闪过一丝希望,“有时候有一种傻想,让人家把我卖到那些地方去。到了那里,我对他好,他也对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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