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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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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寒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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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论述仍显得不够严谨,但是尝试跳出西方语境,以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探索创造能讲清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又能被世界所理解接受的中国语境,毕竟不是一件易事,也是塑造大国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这单靠一群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全民的参与和贡献,如此则民族真正复兴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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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讲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评价中国古代政治:

 

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37]

 

彻底否定中国君主制度者有一个根本理由,即君主制度意味着“朕即国家”,君主总揽天下大权,包括行政、财政、司法、军事等权力。其实,这个说法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自称“孤家”“寡人”的君主很难凭借一己之力来统治国家。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君主,即使是权威很高的开国皇帝,也必须跟百官共同治理国家。君主要依靠一个有效的文官集团,建立一种官僚制度来管理国家和维护政府的权威。但是,和其他权力机构一样,官僚制度本身有一种天然的异化倾向。官员在执行君主指令的过程中会不断强化自身的力量,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王国。因此君主在使用官僚集团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限制和打击官僚集团的力量,并不断用非官僚的组织机构来制约或取代现有的官僚体制。这种君主和文官集团相互依赖和制约的过程,贯穿君主制的始终,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平六国,自称始皇帝,希望把家天下传至万世。为了确保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主张,废分封,行郡县,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员出任郡守。同时为了保证对郡县的绝对控制,中央直接派出县令以削弱郡守的权力,并设专门的御史监督郡守。

秦王朝创立由中央管理的郡县制度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在中国确立。但是,郡县制的实行虽然消除了裂土分封的贵族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却并不能保证皇权不受其他力量的制约。中央派出官僚消除了地方诸侯对中央的威胁,但同时也创造了对君主自身造成威胁的新官僚集团。由于全国的大权已集中于中央,君主在政治上面临的主要是跟官僚集团的合作和较量,这个矛盾过程具体表现为君主对官僚机构的变革与官僚集团的应变和发展。

秦王朝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主要依赖以丞相为首的中央官僚集团。按照《汉书》的说法,“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38]在朝廷中,丞相位高权重,是百官的首领,跟太尉和御史大夫一道辅佐皇帝管理朝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中,丞相的权力在秦王朝最为强大。秦王尚未称帝时,拜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统一六国行郡县后,李斯由廷尉升为丞相,权倾一时;二世诛李斯后拜赵高为中丞相。在秦王朝短短的15年间,强大的相权对帝王的制约已显露无遗。赵高在秦二世面前指鹿为马,权势已不亚于帝王。

汉承秦制,汉朝的丞相仍属三公,位高权重,皇帝通过以丞相为首的中央官僚集团来管理国家。在西汉初年,丞相的权力非常大,汉文帝时,丞相申屠嘉在朝中被汉文帝的男宠邓通轻慢,回到相府就下令要杀邓通。面对丞相的权威,邓通虽有皇帝撑腰也心存惶恐,立即到相府磕头谢罪,但申屠嘉拒绝宽恕邓通,后来还是汉文帝出面向丞相求情,邓通才免于一死。汉景帝想封皇后的兄弟王信为侯,因丞相周亚夫反对而作罢。汉哀帝欲加封男宠董贤食邑二千户,丞相王嘉反对,拒绝接受皇帝的诏书,汉哀帝只好表示无奈。在西汉的大部分时间里,丞相手握朝中大权,对君主构成了有力的制约。

为了防止中央文官集团的坐大,从汉武帝开始,中央的权力被交给皇帝身边的随身侍从,不断削弱和架空以丞相为首的中央官僚集团。汉朝在三公下设有九卿,隶属丞相。九卿之中的少府本是宫廷之中负责皇帝饮食起居,掌管皇帝及其眷属的日用生活供应的低级宫廷内官,其中的“六尚”:尚书、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更是服侍皇帝生活的下层宫廷人员。汉武帝时也开始以少府中的宦官尚书担任文书收发、掌传诏命等,称为中书谒者,置中书令与仆射为其长。皇帝的诏书常常由中书令直接发给百官。到西汉末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虽仍地位显赫,但文官集团的实权已经受到皇帝身边中书令的削弱。汉武帝开创了皇帝利用内宫的私人随从向以丞相为首的朝廷外官夺权的传统。后来中国的历朝历代,一旦皇帝感到文官集团权力太大而威胁到皇权,就会利用身边的私人侍从来夺朝廷外官的权。

到东汉光武帝时,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开始了实质性的变革。从表面上看,东汉的中央官僚机构仍是三公九卿在掌握,但实际上,三公被架空,丞相已是虚名,真正的中央大权落在尚书手中。如上所述,尚书在西汉时仅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吏,是地位低下的宫廷内官,汉武帝虽用其中的宦者来收发文件,但尚书终究是宫廷内部的收发人员而非正式的外朝官员。但到了东汉,皇帝为了限制外朝的文官集团,直接把宫廷内部负责收发的尚书升级成了皇帝的办公机构——尚书台,由尚书令掌管,代表皇帝处理朝中日常事务。中央政府的指令都由皇帝通过尚书台发出。由此一来,尚书台的权势变得极大,这就是所谓的“政归台阁”,三公九卿几乎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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