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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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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李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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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不仅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雄厚的集体经济和发达的社队工业,而且还毗邻上海,能够获得大城市的辐射效应。苏南地区的人们创造性地把计划经济的遗产发展成为乡镇企业,形成了人们熟知的苏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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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向全国表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1]听到这句话时,一位中年男子忍不住鼓起掌来,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也正是他在基层一线一直想干的事。他似乎听到了新的时代到来的脚步声,铆足了劲儿准备施展抱负、大干一场。这个人就是江苏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

吴仁宝的一生算得上传奇人生,他曾是中共十一大代表、江苏省江阴县(现江阴市)县委书记,同时兼任华西村村委书记。后来他辞去了级别更高的职位,一心担任华西村村委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48年,把华西村打造成了“天下第一村”。

事实上,吴仁宝早就已经开始先行先试了,在改革开放之前,他就“秘密”地集全村之力办了一个五金厂。这就让华西村能够超越“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成分,以乡村工业丰富农村的经济体制。偷偷摸摸的五金厂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为华西村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1978年,华西村已经有10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100万元的银行存款。

中央允许先行先试,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际上相当于把华西村以前“不合法”的自发探索合法化了,五金厂不必再偷偷摸摸的,可以正大光明地办了。这个从计划经济时代幸存下来的五金厂,成为日后华西村举办集体性质工业企业的基础。历史的延续性往往以一种隐蔽但惊人的力量塑造着经济发展的未来轨迹。

中国的改革哲学在整个80年代,华西村以原先的社队企业为基础,进一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并开始通过对接上海来寻找发展的快车道,充分利用大城市的辐射效应。那时候上海各个单位的专家,工作日在单位做科研,礼拜天到苏南地区指导生产,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礼拜天工程师”。“华西的发展非常快,快在哪里?就是因为依托上海,当时叫‘横向联营’,依托上海的技术把它移植到了我们的乡镇企业,我们把上海的工程师请到了华西,叫‘礼拜天工程师’,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个人,天天有班车。他们来到华西不光为华西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华西这批年轻人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做工业的基础有了,到后来随着改革进一步的深化,国家的政策越来越放开,可以说我们是如鱼得水了。”[2]事实上,整个苏南地区都受益于上海的辐射效应,上海的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人才本来都被锁在单位的笼子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徒有一身学识,却难以充分施展,苏南地区则占尽了“礼拜天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的智力资源、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的强辐射区。

费孝通在深入调研后指出:“在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上海市联系的乡镇工业最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联系的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乡镇工业乃至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3]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联系得更加紧密,全面的经济联系、技术合作正在铺开,这都为乡镇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华西村和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则更是由于区位优势而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

华西村以集体所有制工业为依托,主动融入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中,经济规模在80年代迅速得到扩张。华西村真正实现质变的,是在1992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了震撼中外的南方谈话,有着非凡政治敏锐性的吴仁宝,从中看到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即将出现,他从时代大势中嗅到了华西村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南方谈话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92年3月1日凌晨3点,吴仁宝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借钱吃足”的决策,也就是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吴仁宝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将迅速出现,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于是他进行了一场改变命运的豪赌。他的最大砝码就是改革,就是时代,他相信改革不会停滞,新的时代即将降临。

南方谈话将会带来多大的震动?中国的改革是否会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只用了3个月时间,答案就从全国掀起的经济建设热潮中找到了。吴仁宝按每吨6000多元的价格囤下的铝锭,3个月时间价格就翻了三番,外界盛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吴仁宝押对了改革,踩准了时代,也收到了改革的馈赠。《孙子兵法》有言:“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古往今来的成功者都善于认识大势、顺应大势,并从时代大势中捕捉机遇。吴仁宝就能够体察改革大势,并从改革大势中洞察一个村庄集体经济的机遇,演绎着一个村庄与一个时代的传奇故事

1999年,华西村在历史上第一个以村庄的名义,在A股上市,可以说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到现在,华西村从最初的0.96平方千米扩展为30多平方千米,人口由原来的2000多扩展到5万多,2016年的GDP达到500亿元。

华西村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这让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与苏南地区的其他乡镇企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从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华西村的发展仍然具有样本价值。华西村的发展历程折射出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共性特征:都从计划经济时代继承了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都以政府作用为主导,都以集体所有制的小型工业融入市场经济,并获得原始积累。

苏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办社队企业的传统,这些社队企业往往被称为“五小工业”,即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这些小工业就像华西村的五金厂一样,为创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基础。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在市场经济发出新芽,这也可以说是哈耶克意义上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根据费孝通的分类,乡镇工业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当地农村,只是利用当地劳力的工业”,“第二类是原料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比较可靠的工业,这类工业实际上是当地农副产品的加工工业”,“第三类是……城市大工业的扩散点,相当于大工厂的一个附属车间”[4]。这些从泥土里面长出来的乡土工业,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威力?

最直观的变化来自腰包逐渐鼓起来的农民。在费孝通的调研材料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无锡青年:“无锡县前洲乡的一位青年在他花费10000元建起的三层楼的新居中掰着手指头告诉我们:近几年,他和他那在队办纺织机械厂工作的妻子一起,每年收入约4000元,除了全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可以积蓄2500—3000元。这种人家在前洲乡一类的农村里是很普遍的。”[5]乡镇工业起飞那几年,江苏农村“草房改瓦房,瓦房盖楼房”成为趋势,可见乡土工业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从宏观而言,“从江苏全省来看,1983年乡镇工业向国家纳税11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1/8”[6]。苏南农民找到的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也让邓小平用“异军突起”四个字形容它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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