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首页 >> 历史电子书

中华史纲罗振宇推荐 钱穆弟子李定一 三十年心血力作 独到犀利、有温度、超好看的中国通史杰作

下载方式

中华史纲罗振宇推荐 钱穆弟子李定一 三十年心血力作 独到犀利、有温度、超好看的中国通史杰作

本书作者:李定一 (作者)

本书读后感及个人笔记分享· · · · · ·

真的服了现在新书虚高的评分,也是因为打分的人太少吧,没看的看到我这条评论可以不读了,作者就是个外国人,非要披着中国人的皮满足欧美对华裔的想象。


点赞、分享、投币 – 素质三连哦

新天地中的旧文化

自4世纪初到隋统一南北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衣冠南渡”后,随着带去的是自东汉末年以迄魏晋的旧文化。在新天地中,旧文化滋生发展而演进成为新的文化形态,成为后世所艳称的“六代豪华”“六朝金粉”。所谓六代,是指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事实上,晋灭东吴为280年,到东晋南立,中间有三十七年,似非联东吴而称六代,大约是指建康成为国都而言。东吴自229年孙权建都于建康起共五十一年,加上东晋及南朝,建康为首都共计三百二十三年,所谓“豪华”“金粉”,是就建康而言。

东吴统治长江中下游近六十年,拥有今江苏南部、江西、浙江、两湖、福建、广东及广西一部分地方,领土虽广,但并不繁华。晋灭吴时,全吴人口仅二百三十万,内兵二十三万,真正是地广人稀,所以当时的人说江南无穷人,也无巨富。以如斯富饶的土地,居住如此稀少的人口,无人有匮乏之虞,有野心的人缺乏人力,自难成巨富。所以史称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俗少争讼,而尚歌舞”(《隋书·地理志》下)。这一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江南地区是一个家给人足的农业社会,当地人过着淳朴勤俭的生活。

中华史纲罗振宇推荐 钱穆弟子李定一 三十年心血力作 独到犀利、有温度、超好看的中国通史杰作“五胡乱华”后,江南的情势有所改变,潮涌到江左避难的不仅是世族一家人,通常是世族所有的亲戚、宾客、奴仆、耕农及其邻里乡党等,也有农村自行组合的避祸人群。他们在江南各地定居后,将他们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工艺技能投入新天地,结果除了使农产品增加以外,也使得工艺发达,商业随之兴盛。

东南沿海一带特产殊多,如犀象、玳瑁、珠玑等中原稀有产品,亦足以刺激工商业。农业仍是繁荣的基础,江南因为地广人稀、沃野千里,气候适宜,故收成好,“一郡或稔,数郡忘饥”,可见粮产之丰富。江南民众开垦新耕地的方法是用火焚去荆棘,也等于施肥。后来人们知道了用粪肥田的方法,于是一直延用此方法到后世。自秦汉以来,政府和民间都很重视水利灌溉系统的兴建,这种认知当时传到江南,故有关筑堰开渠的记载很多。更有成效的是开辟“湖田”。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沼很多,民众选择湖沼的四周筑堤开渠,将水引入河流,湖面缩小,四周成为肥沃的良田,很多湖沼因此从地图上消失。农产增加,农村富裕,这些都带动了工商业的活跃,使社会繁荣起来,南渡“衣冠”因此有了优裕的环境,于是开始创兴绚烂的文化。

南渡的豪门世族均拥有大量的田地及僮仆,又可以召纳包庇亡人(逃税),人力充足,土地又沃腴,故可以尽情地享受。他们闲下来便谈玄说老,吟诗作赋,穷经(以《易经》为主)参佛以消磨时光,也间接地创造了文化。

在男耕女织的基层社会中,纺织也很重要。养蚕缫丝早在汉代即已盛行,江南蚕“一年四五熟”,故丝、绫、绢生产很多,但技术仍不及中原。刘裕北伐灭姚秦后(416),将关中的织工带到江南,设立“织署”,江南的丝织技术得以大幅度改进,从此锦的出产也不限于蜀地了。布是大众消耗品,刘裕在位时(420—422),布一匹值一千钱,六十年后,布价跌到一匹值三百钱。此外,如盐、铁、钢、银、煤等工矿业,也十分发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造纸、漆器、瓷器及造船技术的长足进步。自后汉蔡伦发明以破渔网、碎布及植物做原料造纸之后(105),纸仍未被普遍使用,至少官府是如此。直到东晋末年,政府公文才一律改用“黄纸”。东晋时人们始用藤造纸,因浙江曹娥江上游产藤,故“藤纸”(黄纸)的制造中心在该地(余杭县)。当时已能制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纸(青、红、缥、绿、桃五色)。王羲之能写一手出神入化的字,没有好的纸是办不到的。据说王羲之曾一次将会稽库存的纸九万枚送与谢玄。今两湖及四川一带的造纸业也奋起直追。漆器已被制成各种饮食用具。瓷器以青瓷最著名,釉很进步,上面绘有人物、鸟兽、楼阁。江南河流沟渠纵横,船只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军事上也很重要,故造船技术与造船业均很兴旺。东晋时人们已能制造出长四五十米、载六七百人的大船。梁武帝侯景作乱时(548),长江有军舰千艘,每船两边有棹八十,鼓棹而行,“捷过风电”。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建康,自然别有一番气象。

建康居水陆要冲,各方珍品奇宝荟萃于此,城有四十里见方,居民逾百万。世胄豪族的深院大宅,莫不雕梁画栋,僮仆成群。居住在这些华第中的华胄世族,“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充实”他们这种优裕生活的精神食粮是清谈。他们“祖述老庄”,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曹魏时,何晏、王弼开其端,风流薮泽,这种风气随着世族传到了江左。在富裕而多姿多彩的生活中,他们穷研玄学,奉《老子》《庄子》《易经》为“三玄”,一切学理及人生观,均奉三玄为圭臬。王弼注《老子》及《易经》,向秀、郭象注《庄子》(郭象注多剽窃向秀注,虽两注,其义一也),均阐发“无为”与“齐物”的精义。中国学者对哲理典籍的所谓“注”,很多都是发挥一己的思想,甚至创发一己的思想。南宋朱熹之“注”四书,穿凿附会,已到了“著”的程度。魏晋南朝的学者对“三玄”的注,有许多都可视为他们在思想上的创发。这种思想发之于外,是反对政治上的干涉,故反君主,反战争,恣意享受耳目五官声色之乐。三五人清谈,或聚众讲解,甚至立学校传授,谓之“南学”。谈论的内容被称为“玄言”,其著述被称为“玄部”。南朝的皇帝如梁武帝等参与讲论,谓之“盛美”。真正笃信“三玄”的学者,是把研究“三玄”当作学术探讨或哲理欣赏;但也不少是“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者;一知半解冒充风雅,为自己的纵情恣肆寻找解释的,为数亦不少。

玄理重穷理殚思,故算学特别发达,如曹魏刘徽所著《海岛算经》,齐祖冲之所算圆周率为3.1415926,其精确睥睨古代之欧洲和印度。三国吴人葛衡发明浑天象,观测日月星辰,均有成效。因为玄学家沉湎于声色之中,故音韵之学兴。曹魏时创“反切”,南朝沈约撰《四声韵谱》,自是乃有平、上、去、入之别。骈体文和五言诗与音韵学关系密切,唐代律绝盛极一时,亦受惠于音韵学。

与玄学几乎平行发展的是佛教与道教。佛教,这个外来的文化,对中国思想、社会、政治所激荡起的波澜与暗流,及其间交互而成的连锁影响,至为深远广大,只有19世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所激发的狂飙可与之比拟。

佛教究竟于何时传入中国?传说秦始皇时即有西域沙门十八人到中国,始皇“投之于狱”,自不可信。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弘扬佛法,始遣派僧侣二百五十六人至中亚及锡兰岛传佛教,并无遣派到中国之说。一般习称汉武帝时,霍去病掳获匈奴“金人”即为佛像,亦不可靠。因当时印度并无有形之佛像,印度塑铸佛像以供顶礼膜拜之事,在霍去病伐匈奴(前119)百余年以后。确切可信之记载在后汉明帝八年(65),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一语,证明在65年以前,佛教确已传入中国,且得到政府之嘉许。明帝夜梦“金人”,乃遣蔡愔等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偕沙门二人返洛阳,并译佛经于白马寺。由此可见,佛教似当1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佛教初传入时,多与黄老(即老庄之学)并举,后汉桓帝时(147—167在位),宫中有黄老、浮屠之祠,距楚王英兼宗黄老与浮屠已百年,可推知佛教初传入中国的百余年里,仅附着于老庄之学而流行,因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有相类似之思想。佛教思想很适合汉末魏晋的政治社会的背景,是名士世族精神解脱与慰藉的尾闾。

至三国时(220—280),佛教始单独发展。魏文帝中期(223),“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于是始有僧、俗之别。魏晋之间到中国的佛教僧侣共有八人,来自印度者三人,其中两人到东吴,其余来自西域的均到北方。第一位到西域求佛经的中国僧侣八戒,亦于曹魏高贵乡公(曹髦)七年(260)经今甘肃、新疆一带而至中亚。八戒俗名朱士行,落发为僧后,深感当时佛经“文句简略,意义未周,……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故立誓“远求大本”。他得梵文正本佛经九十卷,遣弟子送回洛阳,自己则终老于阗。此为中国僧侣赴西域及印度求经之始,此后络绎远行求梵文正本者至唐玄奘赴印度为止,不下六七十人,其中以法显最有名。法显于东晋安帝三年(399)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印度,前后十五年,航海而归,遂留居南方,专心翻译梵文佛经,“垂有百余万言”,其对佛学传入中国之贡献,仅次于玄奘。在此时期,来自印度及西域之僧侣约四十余人,以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最有名。鸠摩罗什“终身写译”,传播佛学,厥功甚伟。

佛教与老庄的哲理一拍即合,所以南方的僧侣经常与名门世族相与清谈,盖气味相投故也。汉末魏晋,佛学依附于黄老,至南朝则以佛学说老庄矣。佛学传入中国两百余年后,始主客易势,成为思想主流。至梁武帝时,佛教更是十分盛行,宫廷之中,亦为讲佛之所。建康佛寺多至七百个,全国僧尼十余万,僧有白徒,尼畜养女,几及全国人口之一半。此辈不耕而食,坐拥沃产,影响社会经济颇巨,但并未在南方引起大波澜。南北对佛教之反响迥异,当于下章第二节讨论。

“道教”是佛教传入以后才兴起的国产品,但其源起很早。远溯至战国末期,阴阳五行之说,方士、术士所持的神仙长生不老之术即已盛行。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超人力量的代表,人必须遵从神的旨意生活,才能脱祸求福。介乎人与神之间,还有一类既非神也非人的“仙”,即山中之人。他们悠游于神、人之间,长生不老,不食人间烟火,与神相同,游戏人间,忽现即隐,与人直接接触,传授避灾趋利之道,与人相似。仙是人人所向往而亦可能做得到的,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幸福境界,皇帝也不如“他”,所以秦始皇、汉武帝都很羡仙。应运而生的方士、术士便是自称仙或可以接近仙的人。这类人会演出奇迹,他们自有一套技术,以博取他人信任。后汉时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在四川学道,“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所谓“五斗米教”,原来是缴学费的定额。方士走入民间,成为贫苦的百姓在官吏压榨与灾荒疠疫交相压迫之下,寻求解除痛苦的寄托。他们容易相信神奇的符咒。黄巾军首领张角便是方士中的翘楚。这与名士谈玄说佛以求人生慰藉相类似,只是层次有别而已。方士们最初只是抬出黄帝、老子以对佛教教义,到魏晋时,方士们干脆模仿佛教的寺刹、仪节、服装而成“道教”。差别只在一奉释迦牟尼,一奉老子;前者剃发,后者蓄发。佛教在江南的传播尽管声势浩大,但是并未引起政争。梁武帝佞佛,但“侯景之乱”与佛教无直接关系,倒是孙恩在东晋末年以道教起事,兵祸十一年,对东晋政局影响很大。

老庄与佛学汇合激扬而成的哲理,自更邃密博大。唐代的儒家韩愈、李翱等人,将之阐释儒学,浸渐演进而成宋代的理学,此是后话。我们必须注意:道教与道家不可混为一谈,前者有类似佛教的形式,以炼丹求长生之道的迷信为主;后者是研求老庄的哲理,与迷信宗教无关。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佛老之争,是佛教与道教之争,不是佛理与老庄思想之争。

六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最显著的是文学、音韵学与史学。

九流十家之中,应加上文学家,本书已有阐述(第四章第五节)。两汉的贾谊、司马相如、班固、蔡邕、崔骃等人,上宗《诗经》《庄子》、屈原、宋玉,诗、词、歌、赋,瑰辞盛藻,清歌丽曲,为世艳称。曹操父子擅长文学,对擅长文学者奖励有加,所谓“建安七子”(建安为后汉献帝年号,196—220),孔融、陈琳、王粲、刘桢、徐干、阮瑀、应玚七人,也应运而生,为后五六百年文体奠定楷模。其后王弼(注《易经》及《老子》)、向秀(注《庄子》)虽攻玄理,亦擅文学。“竹林七贤”更是以文学表达他们“齐物达观”的人生哲理,影响尤巨。这种风尚发展而成铿锵有致、辞藻丰盛的“骈文”。集骈文之大成的是梁武帝时昭明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同时,刘勰的《文心雕龙》析理评文,成为迄今仍被文学家奉为圭臬的文学理论巨著。左思、谢灵运等人的诗,清丽雅逸,“皆五言诗之冠冕,亦文词之命世也”,皆是唐宋诗词之滥觞。

与骈文及五言诗同时兴起的有音韵学。汉末孙炎创《尔雅音义》,已知反切。魏晋时音韵学有进一步发展,魏李登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宫、商、角、徵、羽五声分类,不立部首。五音既立,乃有南朝沈约撰《四声韵谱》,即每字有平、上、去、入四声,更有助于韵文之兴盛。

魏晋以来私家修史之风很盛,最著名的有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晋陈寿所撰《三国志》。在范晔撰《后汉书》前,有关后汉史的著作有十二种之多,淘汰的结果是仅范晔的《后汉书》与晋朝袁宏所撰的《后汉纪》三十卷留传后世。三国史亦然,已知有关之著作有十五种,今存者仅陈寿所撰《三国志》,未全亡者有魏鱼豢所作《魏略》八十九卷。其他如沈约所撰《宋书》一百卷;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五十九卷,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均被列入“正史”之中。此外,六朝私家撰述史书尚有六十余种之多,均已佚亡,只存书名及著者,可见当时史学之盛,也显示当时文化活动力之强劲。

六朝物质环境优裕,加上世族的奢侈传统,在齐物达观的思想中,求美的风尚极为发达。陶冶心性,以畅神情的音乐自为首要。颜之推说南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厥”(《颜氏家训》)。其次是书法绘画。王羲之固其佼佼者,其他自皇帝以迄世族,莫不以精书法、工丹青相与炫耀。书法绘画是能清谈以外,另一种足以代表身份的必需装饰。

后汉、魏晋的中华文化,遭“五胡乱华”的摧残蹂躏,有枯萎消失的危机,却能在江南孕育滋长,继续发展成为奇葩,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第十二章 旧文化的再生

孝文帝的华化

北魏太武帝(424—452在位)于439年灭北凉之后,已完全统一北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像前秦苻坚一样急忙率兵征服江南,而是一心一意整顿农耕,解决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这是“五胡乱华”后,中原得以复苏的契机,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枢纽

拓跋氏在未入主中国时,本是“分土定居”,其社会形态为半畜牧半农耕,一切政治组织,均以军事部署为主,另置“八部大夫”以“劝课农耕”,兼监理境内军政等事宜。由于战争的胜利,政府照例将俘虏的敌人赏赐给有功之人。这些受赏的贵族、将士,将赏赐的人口主要分配到圈占的土地上进行耕稼,然后向他们征取定额的收获。随着征服的领地日益增多,这种类似农奴的人口数目也急剧上升。北魏并未废除中原自魏晋“五胡”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部曲”与“佃客”制度,因为太武帝认为“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其目的在于“令百姓家给民足,兴于礼义”。北魏在未统一中原以前,即鼓励百姓“人生在勤,勤则不匮”。举凡畜牧、耕织、工商等,凡足以增加生产、充裕物资之事业,北魏政府无不竭力倡导。政府甚至分发耕牛、农具给缺乏农具的农民,在耕地上标明耕者姓名,视其收获,“以辨播殖之功”。在这种政策的促进下,中原由安定而趋向繁荣。

经过百余年的屠戮、瘟疫、饥荒与流离(到江南),中原的人口减少了很多。后汉末年中原地区约有五千余万人口,到北魏时估计约有三千余万人,人口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中原地区称得上地广人稀,荒芜的田畴触目皆是。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即位后不久,因牛瘟之故,生产受损,乃下令人人均须加倍努力耕稼,并规定成年人每人“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勿令人有余力,地有余利”(477)。这便是“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之发端。

孝文帝十五年(485),孝文帝采纳主客给事中李安世之言,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这个自孟子、王莽以来的儒家理想终于得以实现,而且推行了两百余年,至唐德宗时杨炎实行“两税制”才正式被废除。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李安世,当时只是一位接待南朝遣来使节的闲官,《魏书》及《北史》均将他的传记附于其叔父李孝伯传之后,亦均寥寥五六百字。我们只知他的家学渊源是儒家,父亲李祥历官中书博士、太守、侍郎而已。

孝文帝能实施均田制的首要条件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地旷人稀。拓跋氏初入中原,仍保持着部分的畜牧生活方式,常将大量民田圈为牧场,这些“苑封”或“苑牧”占地广大,逐渐因生活方式改变而流为浪费,也是实施均田制的因素之一。

中华史纲罗振宇推荐 钱穆弟子李定一 三十年心血力作 独到犀利、有温度、超好看的中国通史杰作


↓下载地址1 百度网盘↓下载地址2 蓝奏网盘
↓下载地址3 城通网盘 ↓下载地址4 本地下载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支持正版。此处仅提供个人读书笔记 https://yigefanyi.com/zhonghuashigangluozhenyutuijian-qianmudizilidingyi-sanshinianxinxuelizuo-dudaoxiliyouwenduai/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