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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一部里程碑式的历史著作,以21世纪的全球视野,再现法国大革命的全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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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一部里程碑式的历史著作,以21世纪的全球视野,再现法国大革命的全景历程)
本书作者:彼得·麦克菲 (作者), 杨磊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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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毁灭》是一部古怪奇特的学术著作,作者彼得·麦克菲推崇罗伯斯庇尔,对大革命总体持肯定态度。然而他反复强调,自己受到托克维尔的指引才踏入法国史领域。

众所周知,托氏乃保守主义宗师,前几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洛阳纸贵,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股脑,颂扬英美宪政好,抨击欧陆理性主义太激进,卢梭的思想开启了通往雅各宾派的奴役之路。仿佛大革命爆发,是因为法国人个个读了《社会契约论》,发现了真理,流泪满面,于是起而反抗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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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麦克菲重拾米涅、马克思以来的观念,尖锐批判封建制度,为暴民统治(Ochlocracy)平反。在当今的学术江湖里,麦克菲不仅练就“阶级斗争史”这套本门武功绝学,还博采众家之长,精通“全球史”、“新文化史”,集毕生功力,完成这部法国大革命全景史。

全书浸透了新左派的学术精神,抛弃修昔底德式政治军事本位范式,尽可能简略叙述高层斗争,着眼于普通人的生老病死,革命如何潜移默化,改变平民的日常生活,尤其不吝惜笔墨,描述女性、殖民地黑人,还涉猎了时髦的环境生态史。不过正是这点让作者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麦克菲的的新左派史学路数,不经意间抖落出政治史学者惯常忽略的史料,跟自己的新左派观点相抵触。

18世纪末饥荒频繁,异常寒冷气候屡次袭击法国,农业歉收,青黄不接。大革命的开场序幕事件攻克巴士底狱,其直接起因是粮食骚动;大革命期间巴黎最后一次自发性暴动牧月起义,直接起因仍是粮食骚动。1789年群众不愿再忍饥挨饿,反对旧制度;1795年群众因为同一个原因,反对共和政府。

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一部里程碑式的历史著作,以21世纪的全球视野,再现法国大革命的全景历程)一个不抱有党派偏私的读者,很容易得出再清楚不过的结论:左右大革命进程的力量,与其是迂阔的理论教条,不如说是切实的温饱问题。

攻克巴士底狱的那一天,粮价巅峰

大革命之前,一个名为重农主义的新理论流行起来,顾名思义,重视发展农业。这股思潮兴起的背景是,法国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全方位落后于大英帝国,不仅没赶上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而且粮食产量方面,也少于英伦三岛。伦敦在18世纪没有发生过一次面包骚动,巴黎多次面临粮食断绝的危局。

路易十六登基的1774年,气候变化突然剧烈,寒流降临,饥寒波及巴黎和北方四个省区,饥民到处流窜,武装抢粮,以致于这场骚乱绰号“面粉战争(guerre des farines)”。

军队出动逮捕上百人,公开处死两个带头闹事者,同时实行谷物贸易管制,平息了动乱。从经济学规律来讲,管制措施本身不创造财富,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政府强制低价购入村民农产品,打击囤积商贩,保证市民的基本口粮,整个流通环节依赖国家暴力作为后盾。

有时候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威胁恫吓粮食运输商,迫使其平价买卖,这些行为某些情况下会获得官方的默许,左翼历史学家汤普森称之为“群体的道义经济”。

重农学派指出,市场自由化是解决饥馑的不二法门,标本兼治。废除封建制度套在生产体系的枷锁,取消徭役、行会垄断、领主捐税、消费税、关税,使得货物、人口自由流通。英国能够熬过荒年,正是由于他们很早解除了封建枷锁,农业发达。

然而,推行改革势必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遭到贵族阶层的阻挠。波旁王朝最后十多年里,路易十六在经济管制和贸易自由之间举棋不定,错失改革机会,正好吻合了国王本人优柔寡断的性格。1788年更加恶劣的气候降临时,旧制度已无回天之力。首先是持久干旱的夏天,既之以温度低到零下16度的寒冬,中间还下过几场大冰雹,雨水洪流冲毁了各省的麦田。

一块标准四磅重(loaf)的面包价格原本稳定在9苏,8月17日首都面包短缺,价格涨了1/2苏,民众怨声载道。9月冰雹灾难后,面包涨到了12苏,到了圣诞节为14苏。冬季寒流肆虐全国,甚至打击到最南端的地中海沿岸,仅朗格多克省纳尔邦主教区一地,就有10万颗橄榄树枯死凋零。

次年农业减产的后果波及到工业领域,再导致贸易停顿,例如律师、公务员等高收入群体,竟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买面包。基尼系数奇高,中产阶级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闲钱消费购物,服装等产业萧条。奥尔良市的纺织女工让娜—维克托娃·德尔奇格感到绝望,她在日记的第一页写道:“1789,哀鸿遍野的一年。”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纠缠在一起,国王重新召开三级会议。议员选举、内阁更迭、网球场宣誓,历史重大事件如走马灯一般迅速转动。普罗大众作壁上观,一边看着高层翻云覆雨,一边应对温饱问题。7月14日巴黎面包的价格达到16苏,创下近二十年来最高纪录。也就是这天,第三等级的愤怒达到峰值,他们揭竿而起,聚集攻下巴士底狱。

热月党人都是从可怕恐怖统治中活下来的强者,他们决定不会让他们的经历再一次上演。[1]这些在国民公会中新的多数派有之前的吉伦特派、“平原派”以及反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从1794年7月开始的“热月统治”当然是共和派统治,但是它的最终动力是要结束革命,最明显的目标是要消除以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为代表的不稳定因素。在试图结束革命动荡的时候,他们用激烈手段来打压应为之前的极端化政治负责的势力(那段时间已经被代称为“恐怖统治”),同时也试图保卫他们通过牺牲和美德获得的1793—1794年的革命果实。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一个绝望的时期、一个对稳定的未来重燃向往的时期。

让-朗贝尔·塔利安是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新成员,他是最积极支持推翻罗伯斯庇尔派的人之一,他也曾经受到过怀疑,原因是他在波尔多时受到他的情人、之前是贵族妇女的泰蕾西娅·卡巴吕的影响过多[2]。1793年8月,当时的塔利安只有26岁,他和克劳德-亚历山大·伊扎博一起煽动了一次对波尔多联邦主义者的血腥镇压,但是他现在在一年以后请求国民公会消除所有恐怖统治的恶果:“这都是罗伯斯庇尔统治的错;他在少数同党的支持下将其付诸实施……国民公会是恐怖统治的受害者,绝不是它的帮凶。”那些认为国民公会应当承担一些责任的人都是“恶魔”罗伯斯庇尔“地狱般统治”的共犯。[3]塔利安安排释放了卡巴吕;他们在1794年12月结婚,卡巴吕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字叫“热月”(Thermidor)。事实上,卡巴吕本人就常被称作“热月圣母”。对于亲近罗伯斯庇尔的罗萨莉·朱利安来说,因为她的儿子儒勒曾经在担任救国委员会特派员的时候在波尔多顶撞过塔利安,现在她不得不对卡巴吕逢迎谄媚,称卡巴吕是“有着我们女性自然情感”的母亲和妇女,只图儒勒能从监狱里放出来。[4]

罗伯斯庇尔几乎立即在全法国成了恐怖统治的象征以及各种荒谬断言和谣言的主角。奥尔良的女裁缝让娜-维克托瓦·德尔齐格在179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那些被当作嫌疑犯而被囚禁的人走运了,罗伯斯庇尔一死,法国所有的监狱都打开了……罗伯斯庇尔曾经在临死前说过,我的头颅即将被砍下,但是他们不会断了我的根(生殖器),否则的话就更糟糕的了……[5]

德尔齐格的预测是准确的,推翻罗伯斯庇尔派预示着巴黎监狱中大多数嫌疑犯将被释放。热月十四日(8月2日),牧月二十二日法令被废除,革命法庭只审判那些真正武装反对共和国的人。在8月之后只有少数处决:巴黎在1794年最后的五个月只处决了40人。革命法庭最终在1795年5月被废除,最后被处决的是共和二年的公诉人安托万-昆廷·富基耶-坦维尔,和罗伯斯庇尔的老朋友、同为来自阿拉斯的律师的马夏尔·赫尔曼,他曾经在审判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时担任革命法庭的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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